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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柱走在通往教室的路上，待会那堂《宏观经济学导论》的选修课老头说话慢，让人昏昏欲睡，所以上座率不高，但是刘大柱从不落下。褪色的帆布包肩带扣松了，只能以最大的长度搭在大腿中间的位置，走路的时候啪嗒啪嗒很不得劲。手里攥着的两个肉包子还腾腾冒着热气。刘大柱边走边大口嚼着，心里盘算着：昨天刚刚拿到做家教2小时赚的80元，还同学买书的钱30，剩下的50，先好好吃几顿肉解解馋。
那是1998年，刘大柱所在的北京这所名牌大学每年的学费是5800元，他一直很郁闷，同是一个211学校，为什么商科的学费就要比文科的贵1000多。
第一年的学费，是姐姐从自己的嫁妆钱里拿出来帮他交的，刘大柱说毕业找到工作会还给姐姐。后面，刘大柱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除了支付学费，每月还能发放生活费250元。一共3万元的贷款，按照合同，毕业后每月向工行还款750元。
刘大柱在学校的成绩一直不错，就是贷款来的生活费经常让他捉襟见肘，在经济压力促进下，从一进大学，他就开始找各种打工的机会，只要能赚钱他就愿意干。他去应聘图书管理员，因为工作时间和几门必修课冲突就放弃了；然后又去校办工厂打零工，每周去三次，每次3个小时，能赚90元，但是才做了一个学期，校办工厂就被勒令关门了；后来经同学介绍去给一个中学生辅导物理，学生家长挺满意，于是每周大柱就固定多了80元的收入。
学校也有各种奖学金，但无奈“一等奖学金，基本被校学生会的人包了”，二等奖学金，都是那些成绩非常拔尖，班里排前3的人。刘大柱拿过两次三等奖学金，奖金是500元。
从大四上学期开始，校园里每周都有大型企业到学校挂出超大的广告牌或者干脆包下多功能厅进行嚣张地校园招聘，展示肌肉。校园bbs上那些面霸们的面经也不断流出，宿舍的走廊里时不时传来“＊＊已经签了三方协议” 这样既让人嫉妒又让人焦虑的消息。大柱每天都会认真浏览bbs上就业版的十大新闻，有感觉不错的就挤进去拿张表投个简历。深圳的一家高科技公司是当年的大热门，宣传片一播就让在场的学生们都跪了，提问环节学生们恨不得都挤到舞台上去了。当然选拔的过程也很严格，笔试加面试一共7轮，最后只有大柱和另外一个女生被录取。
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父亲劝大柱考公务员，大柱也去考了，报了农业部，笔试成绩差一点，被调剂到了国家外文出版社，一打听，事业单位，每月工资4000元，家里人都觉得很不错。但此时，大柱的校园招聘也有了结果，除了收入比出版社高了10%，HR美眉说还有出国外派的机会，加上补助那些，算下来可就是翻倍了。大柱毫不犹豫就签了。
吃散伙饭的那天，大柱和其他男生都喝得酩酊大醉。同班的女生吴美丽过去给大柱敬酒，举着杯子悄悄说了很多，大柱后来回忆，吴美丽好像提到她家在二环有套房子——她爸准备好的嫁妆，后面还有啥也记不住了，他趴桌子上睡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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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王小花已经上大二了。
对于高考，她本来没报什么希望。那时候的高中还是要文理分科，高一的时候王小花的化学成绩常年在20分上下徘徊，物理好一点，5、60分吧。化学元素周期表对她来说就像是日语中的五十音图，她能无比清楚地记住每一个元素对应的符号，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
无奈之下，王小花只有去读文科，凭她强悍的记忆能力。妈妈跟她说：你能考个二本就行，选个离家近点的学校。家里也不靠你赚钱，女孩子家，将来能有个稳定的工作，找个可靠的丈夫，家庭幸福最重要。
但是王小花是个有追求的女青年，她的志向是：去北京，怎么也要在天安门和长城根儿读书。于是，王小花开始刻苦努力地学习，她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贴在枕头旁边，每晚看着入睡，梦里梦的都是毛主席。
她数学底子不好，于是每次下午放学就会钻到数学老师的办公室，拿出错题本请老师辅导，眼神恳切，不改完不放老师走。体质虚弱、大冬天也冒汗的数学老师深受感动，经常从裤兜里掏出手绢一边擦汗一边耐心地给王小花讲解。
高考结束估分儿，王小花按照最保守估计（历史和政治只算及格），总分也远远超过了一本线，于是豪气地报考了北京的一所名校，但是，落选了。原因据说是当年普遍分数比较高，报考人数太多，学校于是提高了最低录取分数线，比往年高了10分。
王小花忿懑地要求复读，被家里人拦住了：女孩子家的，再复读，年龄也大了，调剂的这个学校也不是很差，就凑合读吧。
于是，命运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还是上了一个离家近的二本，读了一个不晓得将来是不是只能去高中教书的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王小花大哭一场，把天安门的照片撕碎了扔进垃圾桶。
高考失利的王小花在学校里开始一系列的报复行为。
逃课。
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一学期下来，王小花的名字老师不记得，当然王小花也不认识上课的老师。考试前一周开始把崭新的书翻一遍，再把班里成绩最好的林英俊的笔记复印一遍，逢考必过。
谈恋爱。
恋爱对象先是同班的，然后换成同系的，接着是其他专业的学长，然后是其他专业的学弟。与此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沾染了各类文艺青年的病毒。
玩社团。
话剧社、舞蹈社、文学社、合唱团、校报编辑、电台主持，玩了一圈下来，大学生活还是很充实的。
大四时，王小花同学的论文险些没有过，因为答辩的时候，她重感冒，脑子昏昏沉沉，根本不记得自己的论证过程是怎样的，印象中台下老师的脸色十分难看。不过，学校向来没有毙掉本科生毕业论文的传统。于是，小花同学光荣毕业！
王小花在父母的统筹打点下，在家附近的一所高中当了政治课老师，同时开始了有一搭没一搭的相亲历程。
3
刘大柱拖着简单的行李来到深圳，和另外两个同事合租一间80多平米的房子。大柱每月要分摊800元的房租和水电。公司的伙食不错，但价格也是市场价没有补贴，再加上助学贷款和其他开销，每月几乎攒不下什么钱。但是第一年结束的时候，他拿到了2万元的年终奖。他立刻把5800元转账还给了姐姐，姐弟俩在电话里喜极而泣。
2003年末，深圳关内的房价是6000元 /平米，刘大柱的银行账户，刚刚有了5位数——历史性的突破。
按部就班地工作2年后，开始有大姐给刘大柱介绍女朋友，大柱觉得自己都没攒下老婆本，买房更是遥不可及，于是也就根本没考虑。时间久了，这大姐没憋住， 有点不好意思地压低声音问大柱：那个，你是不是，喜欢男的？
这时候，公司有个外派的机会，去尼日利亚。外派比起在国内，不仅有更好的工作前景、更多工作岗位和升职空间，是个绝佳的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机会，更诱人的是高额的补贴，越是艰苦的地方补贴就越是高。于是大柱二话没说，积极争取，拎着他的行李箱去了非洲。
这一去，就是4年。
4
王小花在家待了3年，实在受不了二线城市的那种脏乱松垮、拖沓散漫、还有弥漫在各处的裙带关系，这和她的文艺气息简直是格格不入，每日重复的生活模式让她感到窒息。在奋起反抗了3次后，革命终于成功，父母同意让她去北京“闯荡”，半年的时间，混不下去就回家。
王小花拖着她新买的红色行李箱飞奔着冲向了火车站，欢腾得像小鸟一般。
到了北京，她和一个大学同学陈香香租住在中央音乐学院后面的破旧的居民楼里，房主是个二房东，和女朋友住次卧，王小花她俩住主卧，一人一张单人床。说是主卧，但是因为房间没有客厅，平时大家吃饭、看电视都在一起，睡觉的时候才各回各屋。主卧里还塞了一架钢琴，因为房东的女朋友在音乐学院念书。老房子里房间的隔音很差，晚上从次卧传来的咯吱咯吱的声音，总是让王小花和陈香香这俩大闺女面露尴尬。
就这样的破房子，王小花每月要分摊500元，水电物业供暖另算。
王小花开始疯狂地投简历，每天上午8点准时在楼下的网吧报到，12点回来做饭吃饭，下午去中关村的“第五极”书店蹭书看，那里环境很棒还有地方坐。陈香香运气很好，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广告公司的前台的工作，已经开始朝九晚五的上班了，但是王小花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眼看半年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王小花的绝望和焦虑难以形容。陈香香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她有男朋友了，准备搬出去住，但要是王小花不续租了，她就把男朋友带过来。
那几天北京降温，室外的风像刀子一样刮着王小花的脸。她一早坐了2小时的公交车到这家公司面试，从面试的这家公司出来，迷路了。沿着无名路走了半小时才看到有个家乐福，赶紧躲进去取暖，顺便问问回去的路。一进门的暖气让她意识到脸已经冻得脸嘴都张不开了。她掏出手机给妈妈打电话，还没开口，眼泪先哗哗往下流。
王小花买好了火车票，收拾好行李。眼前的一切都让她非常难受，她想尽快离开这里，永远不再回来。
回到家的王小花，之前学校的工作也还保留着，只是换成教另外一门课，毕竟是内地，什么都好商量。
有一天她刚刚下课，接到原来同系师姐的电话，她有点激动，放下电话就往回跑。
师姐说，她现在在深圳一家公司做部门主管，最近准备招个行政人员，因为要接触人事和财务，老板希望能找个知根知底的，就让师姐推荐。师姐想起王小花几个月前给她发的短信，知道她想找工作，于是就联系了她。
这一次，王小花义无返顾，不管家里人再怎么反对，她都不会像在北京那样，哭哭啼啼中途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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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刘大柱回国后经朋友介绍遇到王小花的时候，深圳关内的房价已经飙升至2万/平米，而刘大柱的银行账户，终于有了35万的存款。
2010年末，刘大柱和王小花买了第一套房子，75平米。没有领证，刘大柱说房产证上名字写王小花的，算是婚前财产。俩人不仅用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找王小花父母借了几万块，终于凑够了首付。为了省钱，只敢买不用怎么装修的二手房，卖家被磨得没办法，屋里的家具电器也白送了，旧是旧点，能用就行。
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两个人的力量终究还是更强大。很快，房贷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很大的问题，家里的财政状况开始正向流转，有余钱了又给家里添置了一些新的家具，换了46寸的电视机和滚筒洗衣机。
王小花觉得，将来有了孩子还是得有车才能出行方便，于是去考了驾照。同时在预算之内，买了一辆小小的车，没有贷款。
2013年，刘大柱和王小花的孩子刘小柱出生了。家里的房子逐渐显得逼仄了很多，如果卖掉这套换成大房子，实在舍不得；如果不卖，二套房首付7成，钱又差太多。于是，俩人打算离婚，一方算首套，只用付3成。
虽然时代在进步，但是离婚这个词说出去还是很没面子，个人资料上都得填“离异”，多少有点丢人。但为了房子，俩人也“不要脸”了。
刘大柱和王小花来到民政局，办离婚的窗口就在办结婚的一墙之隔，还好，人不多，不用排号。工作人员估计是为了迎合这个气氛吧，一张脸拉得老长，便秘俩月的即视感。此情此景，王小花显然是被感染了，表情也悲怆起来，心里想着，要是人家问“为啥离婚啊？”可不能说是为了买房子，不然多把婚姻当儿戏啊。就说是性格不合感情破裂。她偷瞄了一眼刘大柱，扑哧，这人的脸早已做出了“我受伤害一万点”的样子。
一切进展都很良好，三个人都很默契的一路悲痛。为了符合流程，王小花还整了一个离婚协议书，把房产分割啊、子女抚养权啊都规定得细细的。办事员看着这份协议书，突然问：这个抚养费是不是写错了啊？刘大柱和王小花一惊，顺着看过去，果然，把“30万元”里的“万”给漏掉了。
但是俩人不愧是拎得清重点的人，生怕这个协议无效离不成，赶紧说：哦，这个我们私下协商，就这么地吧。办事员还是很负责任，继续确认：女方，这是保障你的权益啊，你同意吗？王小花猛点头：同意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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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刘大柱和王小花准备孕育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刘大柱想起来俩人现在还是离异状态，于是提醒王小花，差不多时间了得去复婚啊，不然准生证都办不了。
复婚还是在离婚的地方，只是换成了隔壁。这次，俩人把小柱也带上了。
办完一起回家的路上，刘大柱边开车边说，这下我心里总算是踏实了。王小花说，哎呦，老夫老妻了，离异也享受着已婚待遇，有啥区别。刘大柱说，不一样，我之前去国外坐长途飞机，总怕飞机出事。那个离婚协议书吧，还是有问题的，到时你连追讨都没地方去，我就想给你写个欠条，说我欠你几百万之类的，但是每次都忘记。
这时，边上坐着的刘小柱突然抱住王小花的脖子，问：妈妈，你幸福吗？王小花早已泪水满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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