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没忘的小说里,我叫刘率。
那是另一个我。
牛没忘出生于山西农村,本名牛有望。粗通文墨的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够考取功名,改变命运,有望就是有希望。
有望果然没有辜负老父亲辛苦命名,一路过关斩将,考上中国著名的南开大学,直拼到管理学硕士学位。参加革命工作后,先是在报社做新闻记者,但终究忍不得文字工作清苦,应聘进入冀州油田机关,由科员升到副科,由副科升至正科,直到升至县处级干部,出版了两本管理学专著,混得教授级高工职称,在冀州官场也算是个学术气息浓厚的另类官员。
说他另类,绝无意笔墨渲染,而是写实素描。
不知何故,他后来执意改名做没忘,我们之间真正的交集,就是从他改名做没忘时开始。
没忘相貌肥胖,体格宽厚,其实性情尖酸刻薄,至少是对我从无笑脸,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
但我却打内心里感激着他。我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给我批评与鞭策,给我嘲讽与冷视,让我在热闹时被人一记棒喝,头脑得以清醒。
那时少年,得报社社长方丛滋先生偏爱,一时红人。流浪西藏归来昏了头脑,仗着文笔恃才傲物,放荡形骸,想这弹丸小城已容不下少年梦想。方先生一怒之下将我逐出报社,任我百般求情也不姑息。后来他去河北涿州做了中国石油报社总编辑,官至副厅级。我又千里迢迢追随而去,又被拒绝,无奈之下混迹京城。
北京,酒仙桥,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园内,中国合作经济报社,成为在北京的栖身之所。从普通记者,做到一版要闻编辑,假日期间拿着编排的报纸跑到河北涿州去看望他。
周日他照常是上班的,叫人安排我住宾馆,在他对门房间。夜半时归来,来我房间里小坐。我不敢坐,于一旁束手站立,直到他说几遍,才战战兢兢坐下。
他接过我递上的报纸,仔细看过,夸我消息写作的功底见涨,行文老辣沉稳,少了些浮躁气,以往他喜欢我的文字,多是因为激情扬洒。又问我在那里生活如何,薪酬怎样,我如实一一作答。他说京城毕竟是京城,接触面广,比石油行业报有发展前途,我说心里念念,还是希望跟着先生。他说如今在这里做总编辑,却是副社长,分管新闻和广告,人事大权自有社长掌控,他是做不了主的。
他一边看报一边吸烟,他的烟瘾极大,几乎是一枝接着一枝地吸,不一会,桌上烟灰缸便满了。我去洗手间倒烟灰的工夫回来,他突然递给我一条香烟,并嘱咐我年轻人还是要爱惜身体,少吸些烟。其实,这话本该是我劝慰他的,却让他又抢了先,于是诺诺地答应,眼里已噙着泪花。
那一夜几乎失眠,一来是再见先生的激动,二来是他被他如排山倒海般的呼噜声所震撼。
当初我一个懵懂少年,被他牵引着进了报社。作家柳青先生曾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恰恰是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人生指路的贵人,那便是方先生。如果没有他,难以想象我会成长为什么模样,我常常做这样的人生假设,或者我会成为一名庸庸碌碌的上班族,或者会成为一名石油工人,从来不敢想象四十五度仰望天空,更不敢孤身一人闯荡京城,在长安街上体会做新闻记者的荣耀。
柳青先生这句话,我是在路遥先生的小说《人生》开篇中读到的,我就是那个高加林,我就是那个少安或者少平,我就是一切普通的并且热切地希望改变命运的中国青年。
一个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另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被永远地惦念,永远地感恩,就是哪怕他的生命已经失去了,却依然被人永久地纪念着,缅怀着。
如果有西天极乐世界,方先生应该是一尊佛。
第二日清晨,他来敲门唤我起床,与他一起去报社食堂吃早饭,引荐我认识报社其他同仁。我是后生,见了前辈只顾着鞠躬握手问候。先生笑眯眯地一旁看我。
有人帮助打来饭菜,与先生面对而坐,彼此都不说话,静静吃完。
恰是周末,中国石油报社有前往六里桥中国邮电总局送报纸的顺风车,先生嘱咐司机把我送回。我上了车,还没来得及道别,一扭头,先生已大步流星地走远了。
我突然地想起朱自清先生的文章《背影》,“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13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的泪,也很快地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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