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躺在阳光下的草丛，看见一只蝼蚁背负着比它大好几倍的食物，艰难地往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爬去。我的脑海立马弹射出小武的身影。他身材单薄，有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在商城踉跄地挑着担子晃过人群。他才16岁，是山城最小的棒棒。
山城有很多棒棒。他们时常用一根挑棒和一捆绳子，带着货物爬坡上坎，卖着苦力。小武是众多棒棒的一个缩影。他一会儿坐在道路的护栏上，一会站立在人群密集的场所，目光四处逡巡，像伸长脖子觅食的鸟儿。路人好奇犹如我的好奇，你是哪的呀？这么小怎么不读书？家里有谁？这种悲悯的情怀万年不灭，答案之于我，之于大众似乎并不重要，包括他是不是叫小武。他白天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解放碑下，晚上回到双碑，并且不断的重复。日子在山城辗转。
我没去过重庆，也不认识小武。媒体的力量异常强大，把他的生活，还有更多人的生活推到了我面前。我认识了老黄，一个从业22年的棒棒，住在自力巷53号。为了赚二十块钱，老黄徒手在厕所下水道里捞铁勺。当一只手从虚掩着的门递给他钱时，我有着上前揍那人的冲动。老黄憨笑的样子让我很憋屈，理却不糙。咱棒棒干的就是叫一些人瞧不起的活，脸长在别人的头上，自己凭气力挣钱，心安就好。他走进了人群，牵着我的视线，让我看到城市里更多悬着沉默冷峻的脸。他所处的自力巷与繁华的解放碑只有几步之遥。他叫唐永柏，我习惯称呼他老唐，75岁，从业15年。他的眼睛有些花，头发斑白，脊背弯曲，挑着货物时像一张弓。他笑的时候，露出黑乎乎的牙床，容易让人感伤。他年轻时当过生产队会计，60岁那年从遂宁到重庆，成为山城棒棒军的一员。目前，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攒点钱，回老家治好自己的病、养老。他提着棒棒，穿梭在解放碑霓虹灯下，暗淡的身形，像一个淡去的时代背影。
我知道山城的繁华，是棒棒们肩挑出来的繁华。高峰期，棒棒军高于50万。他们穿街过巷，挑砖拉瓦运货，出入我们的日常。他们是山城的父亲和儿子。他们让更多胃里面有了粮食。如今淡去，我们唏嘘，又不得不叹服时代进步。众多棒棒已经转身，成为搬运公司的员工，有的走进车间成了企业工人，进入体制的成了公务员。我咬着一根草茎在想，有一天，小武也许会进入学校，在太阳下书声琅琅。这是我想见到的！
从草地起来，已经是三点多的光景。阳光真的很好，暖暖的照着，身体有些燥热。我想到校外走走，去看看那个卖煎饼的汉子来了没有。
他姓余，余什么记不清了，比我长个四五岁，是个健谈的人。我时常与他攀谈，才知道他活着多么不容易。余老哥十五岁时跟着村里人去了温州，做过鞋匠、当过粉刷工、摆过地摊，四十多岁开始干着卖煎饼的营生。他自己挣钱娶媳妇，自己盖了房子，一个人挣六口人的口粮。偏偏天公不厚，第一个孩子却是痴儿，对谁都叫爸爸，二十多岁还需要大人料理。余老哥常年奔走各大医院，一个百二十斤的汉子，瘦到100斤之下。但是他的脸上总是堆着笑，一张圆脸被热气熏的发红。他对我说，人总得活下去啊。他时常对我打着招呼，你没课了。手却没闲着，捏着面团，抟起饼馅，拍成饼状，嗤拉――饼下了油锅。
最使我难忘的是他抛下摊位帮我找小孩的事。那天，同事老王开了一个玩笑，把我周岁大的女儿藏匿起来。一时我和妻子慌乱了手脚，问门口的大爷，看见我女儿吗？没有。问路边带着小孩的妇人，婶子，看到我女儿吗？没有啊！我脑袋嗡嗡作响，各种失踪婴儿的影像在脑海快闪。我焦灼地骑车去路边打探，还是未果。我的眼泪快要涌出来了。正当我失望地回到学校，老王在走廊哈哈在笑，才知道是一个玩笑。抱着孩子，我的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妻子拍着胸脯，吓死我了！那个卖煎饼的，还丢下摊位帮我们一路好找！
我走到那个摊位，油烟从一辆电瓶三轮车中飘逸出来，散发香味。他正在抟着面团，忙碌而有节奏。老哥，谢谢了。哪里。小孩没事就好。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各种精英阶层相加还不及9%。社会产值由大部分民众创造。他们混迹于工厂、乡村、小城镇。他们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各种服务生。他们平凡卑微但并不渺小，像一棵小草一样伫立。他们的生命如细流一般蜿蜒，却又如洪流一样激荡。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
下午，阳光灿烂。我走出校外，走到余老哥身边，只为微笑地说一声，你来了。
2018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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