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现代“中国”：“从天下到国家”与“纳四裔入中华”两条脉络

【如何解释现代“中国”：“从天下到国家”与“纳四裔入中华”两条脉络的纠缠及其影响】

@葛兆光[口述]

@笑独行[摘编]

关于中国研究，对于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来说，疆域、族群、宗教、国家和认同是最值得关心的五个关键词。……实际上，简单地归纳一下，它是中国和国际的、中国和周边的以及中国内部的三重困境。

关于我们在“解释中国”这个问题上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解释中国处于什么困境之中，作为研究历史者，我们只能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去探讨。

盛唐疆域图

【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标志着中国在汉唐时代留下的笼罩四海的天下帝国格局已经结束】

我个人界定唐宋变革从755年安史之乱开始，结束于1005年澶渊之盟（很多书上将澶渊之盟说成1004年，这种说法并不对，因为它发生在12月底，那时候已经是1005年了）。……755-1005刚好是250年，两个半世纪，一个……漫长的过渡期。

宋代成为宋代，不是在960年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的时候，而是在1005年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后，1005年前的宋代基本上是唐代文化政治和历史的延续。

……宋真宗时代出现的一个最有意思的大变化是南方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澶渊之盟以前都是北方人当宰相……宋代最后形成宋代有特色的文化人，南方人占了很大的比重，唐宋八大家中很多是南方人。

澶渊之盟的誓书很重要，它将宋与唐截然划分开来。唐代的皇帝认为自己是天可汗，但到了宋代，虽然赵匡胤也有这个意识，他说“未离海底千山黑，月到中天万国明”，似乎是气魄很大，但实际上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八尺大床变成了三尺行军床，虽然说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但说实话，这个卧榻也太小了。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一个在民族、疆域、文化认同上清晰且单一的汉族国家开始形成了。……中国不再是天下帝国，而是处于多国秩序之中，形成了我者与他者界限清楚的中国……那时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帝国……

唐代大理（云南）是中国的，宋代大理（云南）就不是中国的了，在《宋史·外国传》中云南是外国的，直到后来元代收复回来，真正把它改造成具有中国性的是明朝；安南（越南）自称皇帝，不在宋的管辖范围内；北方的大契丹国和后来崛起的女真是一边一国。

西夏与吐蕃自古以来并非中国的领土。西夏在宋初八十年中争论非常多，很多大臣认为那里“千里黄沙，本非华土”，应让其自生自灭，无需收复西夏；有些人认为这是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有个大臣便说，如果用“失地”来形容西夏，那么幽燕八州、河湟五郡都可以称为“失地”，大宋失去的土地多了，何必非要收复西夏呢！这是宋真宗时期最有名的文人杨亿所说。

在国际上，对等的敌国意识的形成了，《宋史》是第一个划分外国传、蛮夷传的史书，这说明周边的野蛮民族还算是我们国家的，但外国传写的是外国，国家的界限开始清晰；在领土边界上，已经有了各守边界的观念，边市贸易逐渐发达……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到宋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实际的策略转向想象的秩序，从真正的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为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

在政治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裔的观念主流，也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把自己想象成天朝）的民族主义……学文学的人可以去检查一下，唐诗中主战与反战的诗都有，但到宋代很难找到一首反战的诗词，如果有人说打仗很惨，那这人肯定是汉奸。

……宋代将一个天下帝国变为一个有限的、类似民族和国家的实体。我们不能说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词不太好用，我们只能说民族与国家大体上有重叠性。……

北宋疆域图

【宋朝灭亡之后的三个王朝给中国带来了三重麻烦，也就是周边、国际和内部的麻烦】

【周边】当蒙古军队踏平千里，笼罩四海之时，中国周边各国的自我中心主义也逐渐崛起。其中最典型的是日本，内藤湖南曾多次讲过这个道理，蒙古袭来（即被蒙古大军打败）刺激了日本的自我中心主义，使得日本的国家意识开始崛起……同时，高丽、安南等国亦是如此。所以，到了蒙元时代结束，周边的各个国家自我意识开始崛起，这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此时的周边各国已不再认同中国的核心地位，不把你大哥当大哥，而中国却仍停留在过去我笼罩四海，你们都是我的小兄弟的心态中……这就是说，如果中国还顽固地延续这种观念，就会与周边发生矛盾。

【国际】明中期正德年间，一个葡萄牙人进入中国，是西洋人、西洋文化与思想进入中国的开端，中国从此被拖入了一个不同的国际秩序里面，中国历史必须被整编到全球历史中，中国文化也将面临欧洲文明的挑战。……其实从利玛窦时代以后，中国就已潜在地存在这种危机……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天文、地理知识的传播，但……天文历法在中国从来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政治。

与此同时，明代还有一个问题，它的集权、移民、垦殖、修通道路强化了“汉族中国”的统一性……原本中国各地各有特色，但到了明代，由于高度的中央集权，高度的权力压迫，把一个制度化的东西推进到各个地方……当年明朝是哪个地方人少往哪个地方移民，移民也将整个国家同质化了，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到清代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把西南地区州县郡建制化，不再是由土司管理，变成了中国的有机部分。

由于形成了具有同一性的汉族中国王朝，它与西方开始遥遥相对，朝贡体制与国际秩序谁的原则来支配世界，知识基础、宗教信仰和思想取向，也就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冲突如何消解，传统帝国与近代国家的制度差异如何解决，这都是中国进入全球后出现的问题。

【内部】随着大清帝国版图扩大，内部族群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来，后金（更早的女真）部落最初是满族，未进关时就建立了蒙八旗，即满蒙帝国，1644年以前编汉八旗——满蒙汉帝国形成；1644年入关后，收复台湾，便形成了兼有汉、满、蒙的帝国，之后一连串的打败大小和卓尔、平定准噶尔，形成了满蒙回汉帝国，乾隆年间，福康安后来把西藏带进来，成为满蒙回藏汉帝国，也有人说雍正年间大体结束的改土归流将广义的苗（西南夷）收编，满蒙回藏汉苗的大帝国形成。

宋、明时期的中国版图很有限，明代有一句话叫作“嘉峪关外非华土也”……当时的地图上标得很清楚，嘉峪关以外就是外国；这是明代的一个四裔总图，四裔之外均不是中国国土。

而《清史稿》中却记载，“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那时候大清帝国的版图可大了。

所以……中国的性质不能用欧洲简单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讨论它。我在《宅兹中国》中讲了一段话：“中国并非像欧洲那样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的‘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传统中央帝国的痕迹”，所以中国是一个被国家意识纠缠得很复杂的帝国。

十六世纪前半叶明朝疆域图

【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理解中国的复杂性？其他国家不可与之一概而论】

早期日本学者矢野仁一等觉得“支那无国境”，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包括很多和中国很友好的日本学者都认为中国应该回归到长城以南变为一个单一的汉族国家，内藤湖南的《支那论》就是这样一个论点。

其次，现代学界以欧洲为标准的“民族国家”样式，把中国看成一个并没有实质同一性的帝国，最多是一个“文明体”或“文明国家”，这是最近流行的基辛格的《论中国》和英国人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的观点（马丁·雅克就是一记者，他特别爱强调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但究竟什么是文明国家，我们也不大搞得清楚，他的说法得到了国内很多人一致的欢呼，对，中国特殊，中国有中国的模式，中国国家也该有中国国家的模式），并由此衍生出以“文明”为中心的天下体系。

第三种说法是后现代理论，将中国看作一个庞大的、没有同一性，只是依赖“想象”建构起来的“共同体”，这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讲的想象的共同体。后现代我历来尊敬，但以我的看法，后现代就像过铁索桥在不断地拆桥板，最后可能连自己的桥板也拆掉了，拆下来不成片段。如安德森所言，现代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可是他所熟悉的是印度尼西亚，印尼这个国家是非常特殊的，和中国不一样。换言之，中国是非常特殊的，其他国家不可与之一概而论。

大家过去都接受了费正清学派的说法，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可以说是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也就是从传统的帝国转向现代的国家，一方面开始通过有限的国家边界和条约来进入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支持天下想象的儒家学说已不再成为主流，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便持这一观点——从传统到现代。

但我要强调的是……要注意另外一个脉络，中国虽然从传统到现代确实有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但近代中国也有另一个“纳四裔入中华”的反过程。从大清帝国到民国，中国有两派，一派是主张采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极端的汉民族主义策略建立中国，以章太炎、孙中山、陈天华等为代表。另一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认为要维护多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现代国家也要按照这个大家庭来建立。

可是革命派夺取政权后，在很多因素影响下，也不得不反过来采取保守派的策略，“五族共和”因而成为重要的口号，特别是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之下。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日本的因素非常重要，先是1894年的甲午海战，1895年的马关条约，后来新政受到日本的影响，还有二三十年代中国感到的危机的作用，大家都在捍卫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1935年傅斯年有篇文章《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9年顾颉刚写了一篇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本来不屑于说中华民族统一渊源统一地域的顾颉刚都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在抗战时提出要重修教科书，维护中国统一。因为当时教育部在1935、1936年中曾发过指示，不许在教科书中讲民族，认为这是分裂国家。陈寅恪先生说这不是倒退吗？可是像陈寅恪这样很理性的人比较少，大多数人在形势比人强的时代都接受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理论。最后将这一理论说得最清楚的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可见，“从天下到国家”与“纳四裔入中华”两个脉络是一个纠缠在一起的过程，一方面，好像要从传统的天下帝国转向现代国家，但另一方面要努力将四裔周边各民族纳入中华里，恢复天下帝国，两个脉络的纠缠对现代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现代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历史脉络中保留下来的。

很多国家电视台的新闻都关注自己本土，只有两个地方国际新闻特别多，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中国连出租车司机都能谈论天下大事，可见天下帝国的情怀与历史记忆实在是太深。而且，中国在这方面又有一个被压抑的过程，在经历了晚清以来的巨大冲击后，中国不得不从“在传统内变化”转向“在传统外变化”，因此带来很多政治麻烦与思想问题。

笑独行摘编自【葛兆光：解释“中国”的困境——从近世历史看中国_金陵读书2018年12月21日】

该文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2014年12月23日在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学衡名家讲坛第一讲”）所作演讲文字实录，录音整理者为闵心蕙。

1820年的清朝疆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