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不公是教育的不公

                       

最大的不公是教育的不公

            2818年4月27日    星期五      晴

昨天，女儿回家时带回了几张单子，上面打印着声律启蒙诗。原来，过几天她们班要去学校的学术厅上一堂公开课，是外校老师前来竞教。

所谓竞教，可能是教学竞赛的意思吧。无论如何，有外校老师来为孩子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课，总归是件好事，也给学生们长长见识。

但是，女儿随后又告诉我，这次上课只有四十个同学可以参加。要知道，她们班上可是有着68个孩子。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强的孩子不能上这堂课，只能坐在教室里自习。

女儿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不让全班同学都去上课呢？”在孩子心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她不懂学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我苦笑，告诉女儿，学校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

用牺牲学生公平受教育的权利来维护所谓的课堂秩序和效果，早已成为学校的惯例。这种可怕的惯例，导致的是一次次从不加思索的伤害，导致小孩子从小就要承受或目睹许多的不公平。

因为学校只想看到表面的虚假效果，而不愿面对真实的教学状况。

班级群里，老师正在通知要上公开课的同学要穿校服，戴红领巾，熟读声律启蒙诗等等，家长们积极的配合着，一片合谐之声此起彼伏。但更多的沉默，来自于所有被剥夺上课权利的学生的父母。

他们觉得很正常？很愤怒？很难过？这些父母们会怎样安慰自己的孩子？或者更多的是责备：“看看，都怪你平时在学校表现差，这下连公开课都没资格去上！”

但是面对学校和老师，他们只能选择沉默。

同样，我也选择沉默。不发言，也许就是当时最好的语言。

女儿很快忘了关于公平的事情了，她开心地说，她是第五个被念到名字的小朋友。当然，老师肯定会在课堂上念名字，那么，没念到名字的小朋友，就意味着落选。

我无法想像，那些落选的小朋友，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从期望，到失望。选上了的孩子，高高兴兴，觉得自己是老师心目中的乖孩子；没选上的，自暴自弃，被人为地划上二等公民的记号。

写出《棋王树王孩子王》的作家阿城，在一次访谈中讲起他在1965年上初中时的一件事。当时学校要派学生去长安街欢迎一个什么亚非拉总统，他因为父亲在政治上的变故，在那个疯狂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肯定是不能去的了。

去之前，老师念了三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然后说：没有念到名字的就回家吧！阿城就跟老师说：您就念我们几个人，就说这几个念到名字的回家就完了，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名字？老师回答得非常好：念到的，是有尊严的。是的，任何朝代，权力的表达，都是这么表达的。

如出一辙。老师念到哪些小朋友可以参加公开课，这也是一种权力的表达：我有权力认定你的资格，你的排名，你的地位。被念到名字的同学，才是有尊严的，才是被老师所认可的。

没有人明说，但事实就是这样。没有人不懂这样的潜台词，哪怕是很小的孩子，他也能感受到，他已经丧失尊严了。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社会的思想并没有进步，没有公平的概念。哪怕阶级斗争已经消失，但是，利用权力进行等级的划分，在最需要公平的学校里依然普遍存在着，并且没有人认为不妥。

当年的阿城没有资格去欢迎亚非拉总统，虽然别人认为他没有尊严，但他是自由的。大家都上那个锣鼓喧天的地方去了，他就去逛街，去看书。在老北京的铺子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是他的同班同学从课本上学不到的。因为被边缘化，所以反倒有时间接触到另外的知识，他就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知识结构。这对阿城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大幸。

教会孩子拥有心灵的自由，努力站上人生新的高度，这是父母所能给予孩子的最大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