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落人间
公元一九七零的某个清晨，鄂西北山区一个破旧的矮瓦房里，传来了初生婴儿的啼哭⋯⋯
接下来是不是举家欢庆的套路？呵呵，你想多了，要么是电视剧看得太多了！这是这个贫困家庭的第四个孩子、第三个女儿，既不具备大姐的老大身份，又没有哥哥的性别！唉，不讨喜的女娃娃，先饿着吧！疲惫的母亲用块破布随便将其包裹一下，扭头看看床前啃着手指头，眼巴巴等饭吃的三个大孩子，艰难起床煮野菜糊去了。你想问：女娃的爸爸呢？七十年代初，又穷又忙的大集体时代，作为农民的男主人可能在农业学大寨吧？她的奶奶已孙子孙女一大群，所以听闻消息，大约也只是平静的扯了一下嘴角，绝不会踮着三寸金莲，柱着拐杖颤微微喜嗞嗞赶去探望！唉，可怜的女娃，不知前世修炼了几千年，才好不容易降落人间，一点儿欢迎的仪式都没有，受到如此冷落，着实委屈。没办法，投胎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没有选择权！且慢慢成长吧⋯⋯
小学生涯
我六岁上小学一年级，带着两岁的妹妹。七岁还在读一年级，带着三岁的妹妹。八岁仍然是一年级，带着四岁的妹妹。大人们笑我说，年年“爬起来”（当地方言）都是一年级！为了我的名誉，我郑重声明：绝不是我IQ低下、学习不好老留级！算算时间，你就知道了，那是文革未期，还是动荡躁动的年代呀，学校常常不以教学为主。
我的前两个一年级，就读于我们本队的“学校”：一个老师（小学毕业）、一间教室（下面是生产队的红薯窖）、两个年级（一二年级）、十来个学生（每天到校的人数不等）——当时称之为“教学点儿”。两年都是断断续续上了两三个月，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我猜想可能是学生老到不齐，老师一生气辞职不干了！不知道当时老师是否也留下了“天下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样牛气冲天的辞职信。
我的第三个一年级，离家较远，也是一个“教学点儿”，也是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两个年级，十来个同学。也许是因为路途远没有坚持带妹妹陪读的缘故吧，我终于顺利地上完了一年级、二年级。我们的老师姓王，二十出头的年纪，据说是有些文化的，正宗的初中毕业生！老师当时正在恋爱阶段，女方是在我们老师父亲的资助下，读到了师范毕业，在乡里中心小学任教。虽然同是老师，但两人的文化、所在学校等都存在很大差异，明显的男弱女强！所以我的老师的脸上常常有被抓的“沟壑”，少不更事的我们常常对此指指点点，不明白老师为什么每逢周末，脸上都添新痕迹。后来听说女方最终还是因为恩情难却的缘故，虽不甘心但还是成为了我们的师娘。这个婚姻最终是不幸的，两人吵吵闹闹十几年，以师娘的英年早逝告终。
我的老师婚姻不幸，教学却是极其认真的。因为家长们白天都要在生产队里劳动，对孩子们上学本也不上心，所以几乎没有一天学生能到齐的。有的要上山砍柴寻猪草放牛放羊，有的要在家带弟弟妹妹，有的在上学途中因“爬山涉水”而三五成群“迷路”了⋯⋯于是我们唯一的老师一面把到校的学生安顿好，一面满山遍野家家户户寻找逃学的“野孩子”。等汗津津地抓住两个“野孩子”回到学校，本来已到校的学生，可能已有三个又偷偷溜去“野”了，老师只能一脸凝重望山兴叹一阵，再一脸肃严的回到人声鼎沸、桌斜凳倾的教室。“顾此失彼”、“孤掌难鸣”这些词特适合我们当时的老师。
我当然也是只想经常“晒网”不愿偶尔“打鱼”中的一个。我是山里的孩子，对大山有一种特别的爱，我尤其喜欢赶着羊群去很远的草木繁茂的山里，看大羊欢快的吃着嫩草，听小羊 撒娇般的“咩咩”地叫；饿了爬上树摘一把野果，累了躺在草地上看白云小鸟从头顶飞过；夏日歇歇树荫，冬天晒晒暖阳⋯⋯那是何等的自由惬意快乐无比！可是因为我考试总考第一的缘故（虽然班上不足十人），老师对我有一种要培养祖国栋梁的执念。我至今犹记得老师在我们家对面的山坡上，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去上学的“荡气回肠”的声音。躲在树林中摘果子、玩飞虫的我充耳不闻，好在有那殷勤的山谷替我给了老师同样“回肠荡气”的回音。为了我这一朵祖国的花朵，老师有时派全班的“花朵”（每次三五朵不等）来找我，命令是拖也把我拖去。不过常常我“拖”住了他们，严格来说“拖”住他们的并不是我。试想书本上的“人口手上中下”，哪里敌得过林子里的山桃野杏、虫鸣鸟语呢？园丁的话早已抛却了脑后，让我们这些祖国花朵在祖国的大好山河里尽情绽放吧！
逃学，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和堂妹在上课途中，发现了沟对面有一大架如黑瀑布般的刺果（我不知学名叫什么），于是欢呼一声，直奔对面山坡而去。“大快朵颐”之后，我们俩躺在山坡上懒洋洋的晒着太阳，聊着王老师脸上的新疤痕，嘻嘻哈哈笑得揉着鼓胀胀的肚子。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下意识“哎”了一声，一回头：王老师瞪着铜铃一样的大眼睛（王老师眼睛绝对配得上这个比喻），双手插腰，“气势汹汹”的站在沟对面⋯⋯无需缀言，我俩乖乖的被“押送”到学校，戒尺的惩罚是免不了的。我记得那是一把铁尺，我们站在讲台前，伸出双手，老师当着全校学生的面，一边训斥一边抽打我们的手掌。对于老师的体罚，我们回家是绝不敢提的，因为家长不仅会说打得好，甚至还要“落井下石”再责骂一番，哥哥姐姐们太约也会幸灾乐祸。所以那天回家，我一直把双手藏在背后，吃饭时匆忙盛了一碗，连菜也没挟，躲在灶间狼吞虎咽，家人竟然也没发现异常。好在老师的戒尺是看对象的，我的堂妹的手，肿了整整一个星期；而我的手，第二天就恢复原形了（哈，优生在任何时候都是受优待的哟！）。
抓石子儿，是我们小的时候最常玩的一种游戏，可以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玩，组合自由，玩法简单。在那个并不卫生的年代，我不知道王老师为什么固执地认为，手总在地上“刨”不卫生，严令不许玩。所以每逢下课，我们只能偷偷的跑到学校前后的人家屋檐下玩。有一次，我和一同伴正在决胜负的时候，我抬头瞄到了老师正从台阶往上升起的头顶，来不及招呼同伴，我转身从人家的屋背后溜回了教室。我的同伴背对着老师，对我的逃走还没反应过来，被人“脏”并获。为了以儆效尤，老师让她把七颗磨得圆溜溜的小石子塞进嘴里（我有一疑问：老师生气的时候难道忘了卫生？），含了整整一节课。她鼓着两个大腮帮子低头站在讲台上的样子，我至今想起仍不觉莞尔。不过我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我的同伴因为我的“临阵自逃”与我绝交了整整一星期！还有那我花了“铁杵磨成针”的功夫，才磨得光滑发亮的如珍珠般的七颗小白火石！
三年级时，我自教学点“毕业”，到了村里的小学。这是五年制，规模完全，师生“无数”（我不知道具体人数）的学校，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此留下的记忆不多，印象最深的恐怕是我与大姐的“斗争”。 三四年级，我大姐是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按道理来说我应该能在班里“趾高气昂、耀武扬威”！可事实恰恰相反，我大姐可能是为了避嫌以示公正，每次我和同学闹矛盾，她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把我训斥一通。班上那些调皮的男生看出了苗头，所以故意变着法儿的找我茬儿。
有一次下课，坐在后排的一个讨厌的男生向我丢粉笔头，然后还抖着腿得意洋洋冲我做了个“你奈我何”的怪脸。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冲过去，抓起教室的竹扫帚，闭着眼睛照他的头劈下去⋯⋯“你干什么！”传来的不是一阵哀嚎，而是一声大吼。睁开眼：我大姐如同那个男生的保护神般，用手挡住了我劈下去的扫帚，一脸怒气的瞪着我。她仍然不容我分辩，随手拽过扫帚抽了我一下，我的那个气呀！一直是老师眼中“宝”的我，啥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我自幼性格倔强，从不号啕大哭，我用一个孩子少有的那种冷冷的目光瞪了大姐一眼，转身收拾书包，在她呆楞和同学惊讶的目光中扬长而去。一路上我得意的想象着她上课尴尬的模样，忍不住嘴角上扬！我心情异常愉快的哼着“一条大河波浪宽⋯⋯”，沿着清澈的小河，蹦蹦跳跳地往家赶。
等我踏进家门，我妈问：“你怎么回来了？”，我的所有的委屈顿时化作了哗哗的泪水⋯⋯此后好长时间，大姐无论怎样的示好，我都懒得理睬，尽管我知道我妈已训过她，为我出了气。每逢她上课，我都故意捣乱：有时我教同桌画酣睡的猫（我们没有绘画课，“自学成才”的我只会画猫）；有时我压低声音，绘声绘色的给前后排的同学讲哪咤闹海；有时我把课本竖起来挡住脸，费劲的嚼着又干又硬的红薯干儿⋯⋯反正就是不学习！我大姐很生气，她要以她在家老大和在校老师的身份，来制服我。我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罚我站我就懒洋洋的站，罚我写作业我偏不乖乖地写；她的“毛栗壳子”（方言，即用四个指关节敲打我的头）我不知道“吃”了多少，但我每次都不哭不跑，任她打到自己手痛为止。现在想想，我的叛逆期是不是来得太早了？离青春期还有好长一段路呢！
我原来的“死敌”，竟慢慢成了我的“死党”，我们一起踢键子、跳方格、抓石子、捉迷藏⋯⋯那时候生活贫困，吃不饱穿不暖，但我们小孩子们的游戏层出不穷，我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比起现在只有电视手机相伴的孩子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何其幸运！
言归正传，因为我的“破礶子破摔”，我的成绩也不再“辉煌”，已“泯然众人矣”。不知道是学校正常的工作安排，还是我大姐宣布投降了！五年级时，终于换了老师，也姓王。这个王老师刚刚师范毕业，个子不高，性情温和，虽然偶尔也会向不听话的学生扔粉笔头，甚至扔粉笔擦。王老师简直是我的“伯乐”，虽然我只是一匹普通的“百里马”而已。仅仅几天时间，我就入了老师的慧眼，王老师说我的视野开阔，读的书多，也常常借书给我。其实那时候我只是在家父的影响下，囫囵读过巜封神演义》、《岳家将》、巜杨家将》、巜东周列国志》、巜三国演义》等而已。但在书籍匮乏的年代，我的同学们家里除了两本课本，连报纸都没有，所以略读过几本书的我就显得“博学”了，世间凡事怕的就是比较嘛！
到我的作文才华在五年级时开始开挂，篇篇成范文在班上宣读，甚至我卖弄的在作文里用繁体字，也被老师表扬曰“了不起，小小年纪就会写那么多繁体字”。我再次成了老师的“宠儿”，班上的“明星”。
现在掐指算算，我的小学真是逢“王”化吉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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