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晁错、主父偃

贾谊、晁错、主父偃

贾谊上书《治安策》，开篇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

贾谊在不到30岁时，写出著名的政治论文《治安策》，向汉文帝上书。贾谊认为:“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臣独以为未也。”贾谊此说法证明，既得利益阶层，往往是坚守“稳定压倒一切”之原则，会尽量使君王明白:现状很安全，维持现状更安全。

但是类似贾谊这种自认为属于“后备干部”、“未来的既得利益阶层”，一般就会积极主动的表现出为君王着想与分忧的姿态，重点是要使君王意识到:现状很危险，维持现状更危险。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的观点，不太符合古人的思维，反而比较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习惯与理解能力。王夫之说:“王安石之于谊似矣”（从向君王邀宠的角度对比两人）。从“坏”的角度去理解，贾谊与之后王安石以及贾谊之前的韩非李斯等人一样，以建言献策（奇策），向君王邀宠。从“好”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说，贾谊等人是将个人的抱负，与国家（暂且把西汉假定为是一个国家）的“改革”（动真格的改革）事业融合在一起。

诸葛亮《出师表》说“前汉亲贤臣”，其实西汉皇室所处的环境同样极其险恶。贾谊与那些“曰天下已治已安的进言者”的目标是一样的，最终都是为了与皇室分享权力（西汉是大一统幼年阶段，皇室对于分享权力这种局面，感觉比较别扭，但是还未进化出现反制的办法），只不过两者向皇室表达的观点正好相反而已，都不是皇室真正的盟友。

晁错向景帝贡献削藩之策，是文帝时贾谊《治安策》之延续。君王以郡县制之全覆盖为终极目标，视消灭封建为己任。晁错赤裸裸提出削藩，无异于公然离间刘姓骨肉之情，以非常之策争取君王之宠。

君王体会晁错之意，吴王刘濞领导七国反抗中央。如果无七国之乱，从同情弱者的角度，诸侯王并无过错。但是七国起兵之初势如破竹，长安政府执行晁错之削藩政策，反而变成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之事。

封建与郡县之争，是汉初之宪法问题。封国与长安分庭抗礼，宪法意义上，权力主体之唯一性模棱两可。贾谊、晁错、主父偃向君王献策，前赴后继，以个人名誉与前途为赌注，博取君王之宠及郡县替换封建。

主父偃向武帝贡献“推恩令”，分解蚕食封国之土地，长安政府直接管辖之郡县，终于达到全国土地的90%，封建名实俱亡，大一统郡县国家大功告成。

主父偃献策，汉武推恩。
主父偃对刘彻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上从其计。
汉武推恩，郡县终结封建之举。

主父偃的策略，不循景帝时晁错之削藩政策，看似高明，但实情并非如此简单。七国之乱，实际上是封国与中央力量对比之测试，封国束手就擒从此成为定局。主父偃推恩之策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其实际效果，而在于恰逢其时。

《主父偃传》记载，主父偃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主父偃说自己游学四十余年，始终穷困潦倒（厄日久矣），大丈夫如果不能做到有生之年食五鼎，宁可死时受五鼎烹杀。（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

主父偃又说自己时日无多了，因此才倒行逆施。（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综合主父偃的献策与主父偃的自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主父偃推恩之策，以郡县（大一统）侵夺封国（封建），连主父偃自己都认为是“倒行逆施”之行径，只不过主父偃一生穷困潦倒，视五鼎食为人生目标，年纪大了，时日无多，无所顾忌了。

推恩之策及郡县侵夺封国，是大一统君王之隐秘动机与终极目标，朝廷并非不知，更非汉武未曾想到。只不过如此提议的最恰当人选，莫过于类似公然宣称“宁可死时五鼎烹”的主父偃式游士，与其说主父偃向君王贡献推恩之策，不如说是汉武之推恩，须由主父偃式之游士提议，掩耳盗铃，欲盖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