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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厄内斯特·曼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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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官僚集团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野蛮的手段，既没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也没有复辟资本主义，而是维护和发展它自身的权力与特权。虽然它并不具备一个统治阶级所具备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不行使其经济职能，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集团，因而能够在不受革命群众运动直接挑战的情况下维护其自身的存在。其权力的真正历史基础则是独立群众活动的衰落与消失。
这些国家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从他们的生活经验中认识到，官僚主义专政不能满足他们对于消费水平和自由的愿望。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者一直灌输说，这些官僚主义政权就是社会主义政权。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也随声附和。因而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在这些劳动者看来，似乎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一切劳动形式的社会主义的破产。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上的真空。
在工人运动和工人国家的执政党内部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工人因而受到从他们自己当中分化出来的人的管理和统治，受到他们自己的“公仆”的压迫和剥削。
官僚集团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体现在它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掌握货币财富，而是通过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和货币财富的影响。而这个集团不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则是体现于它无法将自己从权利垄断和货币权力相交杂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无法建立起全新的统治机制。
工作日的缩短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条件。缩短工作日和丰裕将为创造性实践的繁盛、为扬弃劳动的社会分工奠立真正的社会经济基础。
第一章 官僚制与商品生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国家和阶级的消亡是一个同步的过程，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物质匮乏不复存在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在有了这些条件以后，个人就不必再为社会分工所奴役。或者，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社会的公共事务”从此可以由一切人来管理，而不必再交给一个特殊的机关。
苏联没有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是由于以下三个物质条件方面的原因：
- 生产力尚未达到充分发展的水平；
- 与先进的工业国家的隔离；
- 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满足物质需要的斗争，因而必然导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托洛茨基：“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消费对象的匮乏，因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
国家总是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要保障统治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它要维护统治阶级的一般利益，而不是统治阶级成员的私利。
帝国主义一方面妨碍着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在落后国家的充分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又妨碍着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充分发展）。正式这两个方面相结合的局面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形式，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先从俄国这样的国家开始，但是只有当革命扩展到工业上比较先进的国家以后，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的目的，是要在生产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在促进社会平等以及在经济和国家管理中实行工人自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方面，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实现两者的同步发展。
官僚集团不能够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它无法使自己演化为一种新型的统治阶级，而只能蜕变成为旧的资本家阶级。要产生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官僚制”生产方式，……官僚集团就必须使它自己完全彻底地摆脱价值规律的影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要消灭……内部以交换为基础的分配关系，而且还必须使……从世界市场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至少是在大多数主要的工业国家消灭资本主义。而这又取决于世界范围内资本和劳动的斗争的最终结果，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然就更不会允许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变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克里姆林宫无数次地迫使其不幸的理论家转向后已经被提炼掉了，只剩下犬儒主义的实用主义政治。
被推向极端的国家的拜物教化。
“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 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 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 自愿的尊敬， 即使他们能够获得， 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 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 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 凭借这种法律， 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 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 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 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 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 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对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来说，价值规律就像自然规律一样起作用，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价值规律恰恰既非自然规律更不永恒。它是严格地与特定的、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生产者由于私有制彼此独立地劳动，因而只要是通过交换他们私人劳动的产品二发生相互关系。
第二章 组织与对权力的篡夺
工人组织运动的需要产生了由专业干部组成的机关——这些干部的专业知识对于弥补现代无产阶级的文化欠发达是不可或缺的——就出现了工人阶级组织自身分裂为执行不同职能的不同阶层的危险。专业化会导致日益增长的对知识的垄断和信息的集中。知识即权力，对知识的垄断导致对人的统治。
从职业机关的发展产生出来的处于萌芽中的官僚化的倾向，可以通过不断提高普通成员的文化水平、自信息和对自身权利的坚持而得到制止，只要内部民主（倍倍尔所说的“组织规定”）得到尊重以及组织仍然忠于社会主义的目标。
在机关与基层成员之间的新的劳动分工的发展，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意识形态）的层次导致组织拜物教的现象。组织拜物教实际上就是说党或工会越来越以它自己为目标，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变成了捍卫和巩固“组织”，而后者越来越等同于它的机关。
如果平庸成了公务人员的标准，那么即使没有物质特权，同样也会滋生顺从主义和盲目服从。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相比之下，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主要是实行超经济强制而非经济强制，苏联官僚集团也是如此，但是这种超经济强制只有在劳动群众处于原子化或被动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资产阶级的统治始可以与群众的普遍的（虽然是有限的）民主权利共存的。而官僚集团的统治是与这些权利的广泛发展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的技术分工的完全消失（虽然由于人类的和自然生态的原因，有必要通过激进的技术革命减少这种分工）。但是，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意味着，在生产目标的决定者与实现者之间、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老板与伙计之间的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消亡。
被动型或非主动性，是深受挫折的根源：包括个人觉得自身毫无用处。而且，在劳动者看来，能够自我支配的并且有意义的劳动越少，一般而言即主动性越少，那么挫折感就越强。……工作的挫折感使人们转而逃避到消费主义中去，它正是官僚集团有意识地予以鼓励的，相对与劳动者自我管理来说，前者是较小的罪恶。
在资本主义社会，…… “新中产阶级”，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 构成无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没有足够多的财产使自己免于出卖劳动力的经济强制。
这些当没有一个被广泛认为是捍卫工人利益的工具。它们被看成是执政党，是“新主人”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它们在现实当中扮演的角色。
官僚集团还没能斩断与工人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行为上仍然表现出它是这一阶级中寄生的、浪费的、背叛的、具压迫性的、物质上享有特权的阶层。同样道理，它也没能割断与马克思、列宁理论的联系，但与此同时却将其批判的、解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贬低成一系列相去甚远的教条。它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要方式是学究式的语录收集，其唯一目的在于为它所统治的国家中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连续实施的各种往往矛盾的政策进行辩护。这样，官僚集团就把科学变成了具体政策以及他们所维护的利益的婢女。
第三章 包办代替主义与现实政治：工人官僚的政治学
阶级社会并是不均质的，因为各阶级中特定的阶层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经验和教育。因此一般来说它们倾向于形成不止一个党派。多党制与现实中的阶级是相适应的。消灭多党制意味着不知对其他阶级，而且对至少一部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压制。
一个先锋队党——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党的话——的唯一有点在于，始终依靠内部民主或公开民主，较少犯错误，纠正错误时更容易、更迅速。
工人阶级的解放意味着自我解放和自治，而这要求由广大群众选举出来的机关直接掌握权力——也就是说，党和国家要严格分离开来。
对于工人自治的一切限制都会造成工人阶级的道德水准下降及对政治漠不关心，从而使建设社会主义变得困难得多，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第四章 管理与利润的实现：资产阶级官僚的成长
“理想的”或“总的”资本家只能是一个非资本家，它不能直接从事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国家。
在西欧，尤其在二战以后，出现了制度化的阶级合作的趋势，行政管理社会主义就是管理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
在改良主义官僚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倒退中，有两个并行不悖的基本过程，一方面是“工资社会化”的日益发展，它意味着单个工人直接以货币形式得到的工资日渐减少，更多的是在患病、上学、失业、致残或退休时所得到的工资。…… 即一部分工资的“社会化”，反映了成熟的晚近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工会国家化的长期趋势，工人运动转化为完全隶属于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家的冒牌货。
官僚统治意味着局部合理性与总体非理性的结合，这一点反映了在市场经济与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本身——官僚制与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崛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中，…… 然而，这种合理性仅仅对于每个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国家来说是存在的，这种局部合理性的增长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整个世界）在历史上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总体非理性。
熊彼得的“创造性毁灭”
官僚制的限制因素是什么？
在货币财富的权力的统治下，官僚嵌入资产阶级社会的方式恰恰是他们执行职能的方式。…… 上层官僚无一例外地企图把权力转化为个人资本积累的工具……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区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凌驾于货币之上；货币财富的所有者可以为握有权力的人所剥夺。
第五章 自治、丰裕和官僚的消亡
除非人民拥有管理他们的工厂和社区事务所需要的时间，否则发展自治就不会取得根本进展。…… 为此我们必须把大规模发展自治的理想条件设定为4小时即半天工作日，或一周工作20小时。
倘若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那么无论在经济生活中抑或在其他社会领域，真正的自治是不可能的。
自治不等于民选代表的消失。自治把公民决策与选民对其代表的更严格的控制结合在一起。
“丰裕”并不是指不受限制地获取无限多产品和服务。在基本的物质需要得以满足之后，发展自身的才能及爱好，维护健康和生命，关心儿童，发展丰富的社会关系作为精神稳定和幸福的条件便成为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可以参考上流资产阶级的消费方式，理性消费取代了对数量的无止境的追求。
丰裕在理论上的正确定义是指需求的饱和。
在有可能谈及普遍的丰裕之前，世界上所有居民的一切基本需要都必须予以满足。这是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或在少数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最有利的论点。
把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理解为全部（或至少越来越多的）现有生产的完全社会化和计划化，在本质上根植于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完全相矛盾的。在马恩看来，社会主义意味着实现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率使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社会化（社会占有），《哥达纲领批判》对此曾有解释。
官僚并不是组织、集中化、行使权威的同义语，它意味着权力为一个脱离全社会并职业化了的特殊的（专门化的）职能集团所篡夺。
实际上，至少有四种截然不同的所有制形式：
- 直接生产者的私有制（马克思所谓的小商品生产）；
-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资本家以工资雇佣他人使用生产资料，并占有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
- 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广大生产者无从自由地支配生产资料（苏联的所谓的“命令经济”）‘
- 社会（集体）所有制，直接生产者广泛地占有生产资料、消费品和服务（即以民主方式建立的自治，或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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