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讲了影响国与国之间的生产率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知识外，我们想一想除了这几项外，是不是还有国家政策方面的因素能够引起国家之间的差别，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政治上是个大事件，经济上更是一个大事件。今年1月底，中财办主任刘鹤在达沃斯论上称，中国将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有些改革开放措施会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也将会向世人传递更为清晰的政策框架。
·储蓄和投资。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如果国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会影响货币流通量，因而影响投资。资本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果社会更多地投资于资本，它就必然少消费并把更多的现期收入储蓄起来用于投资，这适用于经济萧条时期，而如果经济过热，国家就会鼓励消费而限制投资，这适用于经济过热时期。
·收益递减和追赶效应。
从1960年到1990年，美国和韩国用于投资的GDP份额相似，但在这一期间，美国只有2%左右的适度增长，而韩国却有6%的增长。这种差别的解释就是追赶效应。在1960年，韩国人均GDP不到美国十分之一，当初始资本存量较小时，韩国资本积累的收益就大得多，GDP增长率就高。
这个追赶效应可以扩展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数学成绩90分的学生，要进步到100分，只有10分的提升空间，而如果原来只有70分，要进步到90以上，或者100，提升的空间大。因此进步最快的肯定不是那些学习最好的学生。
同理，现在许多单位在推行绩效。对于那些绩效倒数的单位，要进步到前几名，比第三名进步到第一名容易得多。
·来自国外的投资。除了本国的储蓄投入资本外，社会发展还可以利用国外的资本，但是国外的资本一定有有利可图才进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与引进国外的资本、技术有关。但是外国人在一个国家投资时，是期望能获得收益的。周其仁教授在一次混沌研习社的演讲中说到，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外公司要到中国设公司，外国人是不肯来的，来了以后，收入非常高，过着神仙般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外国公司开始用海归，因为他们会外语、懂技术和外国文化。再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外国公司开始用中国本土教育出来的人才，因为教育制度跟上了，中国本土教育出来的人才能够适应外资企业的需要。
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也面临着同样的事情，中国企业要到外国建厂，也面临着文化不通、饮食不适应、背景离乡的问题。
·教育。在美国，从历史上看，每一年学校教育使人的工资平均10%左右。中国人聪明，学习能力很强，但产权意识不强，早期山寨文化盛行，很多外国的技术中国人一学就会。外国人觉得这是山寨、是偷他们的创意，而中国人觉得这没有偷。话说回来，成于斯、也毁于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聪明用在了模仿上，久而久之创新能力就会削弱。
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比较健全、专利意识比强，在他们眼里，山寨他们还不如偷他们东西呢。
咱们国家一直重视教育，201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不低于4%。
·健康与营养。这个道理显而意见。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提出，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通过更好的营养改善健康状况。他通过某一个时点上大量的工作数据证明，高个子的工作生产率更高，赚钱更多。而个子高除了遗传因素、环境共同决定，而遗传基因变化很慢，平均身高很大可能是由于环境————营养引起的。
虽然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肯定不是营养不足的问题，相反很有可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非洲还是有些地区面临贫困问题，中国也还有贫困地区的。
话说，你觉得这个逻辑吗？经济发展了所以改善了营养状况，还是营养状况改善了所以提高生产率而后经济发展了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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