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朱张会讲

乾道初年，朱熹偕弟子远赴长沙，与湖湘学派主要人物张栻进行讲学论道两月有余，史称“朱张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

乾道元年（1165年）二月，朝廷下旨，召朱熹入都任武学博士。这主要是因为，朱熹名气隆起，朝廷不想受到遗贤在野的非议，再加上宰相陈康伯、吏部侍郎陈俊卿不断举荐。

四月，朱熹到了临安，在京城和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钱端礼、签书枢密院事洪迈发生了激烈争吵。

钱端礼等是主和派的代表，为粉饰太平，宣称为了议和朝廷割地纳币是微小琐碎的事情，鼓吹皇帝可以独断专行，制造皇帝的亲戚可以当宰相的政策舆论（钱端礼是太子的岳父）。朱熹眼里容不得沙子，痛斥钱端礼“议和”、“独断”、“国是”三大谬说，骂完后请祠回崇安五夫。

五月，朝廷任朱熹义兄、刘子羽的儿子刘珙为湖南安抚使，专事镇压李金起义。至八月，李金因部下曹彦叛变而遇害，余部四散。刘珙完成朝廷交给的任务后，重修了潭州岳麓书院，又聘张栻出任岳麓书院主教。岳麓书院在张栻的带领下，名声鹊起。

岳麓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书院之一，坐落于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北宋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御笔赐书“岳麓书院”门额。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岳麓书院与湖南省城大学堂合并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民国15年（公元1926年），湖南高等学堂正式定名湖南大学，仍就书院基址扩建至今。2005年，湖南大学正式恢复岳麓书院，下设中国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书院研究中心和中国软实力文化研究中心等多个部门。

乾道二年（1166年）三月，古田学者林用中来五夫向朱熹求学，朱熹把他安置在自家塾馆中。这样，林用中有时当学生，虚心向朱熹请教，有时当老师，帮助朱熹辅导朱墪、朱埜两个孩子。

这一年，朱熹的“中和旧说”思想已经基本形成。这一年，张栻正式主持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两人就《中庸》的“中和”问题，也就是“已发、未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共有四次的书信来回。

书信交流一来太慢，二来语难详尽，朱熹于是有了赴潭州（今长沙）会见张栻的念头。

二

“中和”一词出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意思是，喜怒哀乐的情感没有发生，可以称之为“中”；喜怒哀乐的感情发生了，但都能适中且有节度，可以称之为“和”。中是天下最为根本的，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法度。达到了中和，天地就会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

“中和”问题为理学家所重视，被认为是《中庸》的关键所在。

朱熹的“中和思想”得自于李侗，主“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心性论观点），以在静中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时迹象为修养方法，即主“静”。心性论是儒、道两家的重要理论课题，对心性的不同理解和说明，是儒学内部派别划分的主要标志。朱熹主张性属理、心属气，理气论是相对宇宙界而言，心性论是相对人生界而言。

由于体验“未发”需要在“静”中进行，从道南学派杨时传罗从彦而到李侗，都强调终日静坐，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内心，体验“未发”感受，从而提高自己的自觉性，达到调整心理活动为适合节度（“中和”）的目的。这一心理状态通过“静坐”方式实现，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与锻炼，这就是道南学派被诟病为与佛教、道教相近的主要原因。

道南学派的主种主“静”修养方法，其实质上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修养活动并不是本体的，而是心理的。这种心理体验，由于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又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获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理学修养造成了障碍。

朱熹意识到主“静”修养方法的弊端，从而开始了自己的“中和”之悟，走上独立的理学研究道路。而在这时候，张栻正好进入朱熹的视野。

当时，朱熹从日常生活的心理活动出发，认为人在现实中时刻都存在着意识的运动，处于喜怒哀乐已发的状态之下。朱熹觉得，在人的日用的心理层面并不存在“未发”，通过“静坐”使意识的暂时休息达不到“未发”的要求。朱熹认为“未发”联系着一个本体概念，这一本体是人心理活动的源泉，也是判断人的心理活动是否合理的标准。此时，朱熹在修养论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未发”进行认识？而张栻正好主张于“已发”处察识。

通过与张栻探讨交流，朱熹出现了接受湖湘学派修养方法的倾向，从而萌动了湖南之行的念头。可以说，与张栻学术切磋，是促成朱熹湖南之行的根本原因。

三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38岁的朱熹在门人林用中、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湖南潭州，访问湖湘学派领军人物张栻。

九月八日，朱熹一行抵达潭州，张栻将他们安排居住在城南书院的南轩。

城南书院原是张栻其父张浚在潭州的居所，建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当时的城南书院，名为书院，实为私家园林。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开始在这里授徒传业。

闽学代表人物朱熹来到潭州，与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会面讲学，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许多士子慕名而来听学。

朱熹与张栻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会讲，刚开始在城南书院，后因听课的人多，来在岳麓书院会讲。听讲者蜂拥而来，“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

“朱张会讲”的主题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太极”学说。张栻认为“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这与朱熹“太极只是一个理字”，“物物有一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的观点基本上一致。

二是“心性”学说。双方在共同尊崇“理”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上，张栻提出“心”为万物“主宰者”的观点，这与朱熹倡导的“心主性情”学说不同。张栻学说具有“心学”思想倾向。

三是“义利”学说。张栻将其观视为孔孟之学的入学门径，主张重义轻利、义中兼利，将天理、人欲与义利相对应，并以“有无所为”作为判别义利的标准。这一思想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观点大致一致。朱熹对张栻的义利思想大加赞赏，认为张栻的义利思想是发前人未发之说，内容丰富。

在讲学期间，朱熹还为岳麓书院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后被书院奉为规训。

这次相会，朱熹与张栻讨论最多的还是“中和”问题，两人甚至在城南书院同床共寝，“妙语夜连床”。据同行的朱熹弟子范念德后来回忆：“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这充分反映了，二人讨论《中庸》“已发、未发”之义的热烈情形。

最后，朱熹和张栻应邀到潭州知州张孝祥创建的“敬讲堂”讲学，各地学子又纷涌而至。

张孝祥小朱熹两岁，又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神童，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考中状元，曾随张浚北伐，是“豪放派”词家代表。可惜这次讲学后三年，张孝祥就病逝了，年仅三十八岁。

“敬讲堂”讲学，是“朱张会讲”的最后一站。“朱张会讲”其场面之热烈，辞锋之锐利，态度之恳诚，听者之广泛，前所未有。更难能可贵的是，朱张两人都人大度地处理学术上的分歧意见。后来朱熹接受了张栻的一些观点，从全新角度诠释“中和”之说，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在长沙市天心区有一个古渡口，名叫朱张渡，因当时朱熹、张栻时经常在此渡口乘船往来，后人为纪念此事，命名为“朱张渡”。“朱张渡”正对的就是橘子洲，“朱张渡”是“朱张会讲”的历史印记。

“朱张会讲”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