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的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韦伯，相较于马克思和涂尔干而言，他的名声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不甚熟悉的。马克思的名字早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即传到了中国，而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意识形态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官方的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了，上升为了中国的国家信仰体系，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而涂尔干的著作由商务印书馆的《社会学方法论》和《社会分工论》而使得他的学说成为了社会学研究中占着主导地位的理论。韦伯的思想由于信息闭塞，长期难以传达到国内学者。而内地学术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伴随的社会学复苏，才接触到了韦伯的思想。那年代，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转型，人们要改革旧体制，重新认识伦理关系，社会由于分配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分层明显，公务员的贪污腐败之风气越演越烈，中国南北和东西的开发程度存在巨大差异，这些诸多社会问题使得中国面临新的发展瓶颈，也迫使中国学术界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当时中国思想界从韦伯的思想中得到非常重要的启迪。

韦伯看到了什么

韦伯所处的德国容克地主专制，主张走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成为了德国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中产阶级是经济上升的力量，但在领导和治理国家方面却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韦伯基于审慎的观察和思考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出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他自称为“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立志成为民众领袖。他当街上面对民众批判内外政策，揭露特权阶层的荒淫腐败。这只是他出于将神意志传达给民众的使命感，而非由于对政治本身的倾心。韦伯清晰地认识到，这个时代是理智化、理性化的时代，任何宗教先知都没有立足之地。作为以政治为志业的人，他只能按照责任伦理去行动。

他，一个人忠实于自己，按照自己既定的价值立场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取向，本着对后果负责的态度果敢地行动，以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对和承受生活的当下要求。

二战结束后，国际学术界兴起了“韦伯热”。

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同时也充满着歧义和矛盾。这使得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前者主张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行动具有决定作用，故将韦伯著作以宗教研究为其主线；后者则强调制约人的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才是决定因素，于是将《经济与社会》视作韦伯的主要著作。这把完整的韦伯思想切分为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看法，在局部看来都看似有理，但是在整体上看来，难免有以偏概全的偏颇。

韦伯的观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包容，有容乃大的胸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说了什么

纵观这本书，韦伯的逻辑链条大概如此：

由于宗教改革，出现了强调天职的路德派宗教，再演变为强调上帝预选的天命论的加尔文派宗教。加尔文主义者认为，上帝预选了少数人可以最终走向救赎，其他多数人会获得永罚。而不管一个人怎么行善，也不可能改变这个身份，被选者永远是被选者，没被上帝选中就永远不是（以此展示上帝无上的荣光）。因此，新教徒变得无比的孤独，除了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助自己。要证明自己是被选中的选民，有两点不可或缺，第一是内心对选民资格的笃信，第二个是由世俗的成功来昭示上帝的眷顾。为了得到世俗的成功，新教徒开始了有组织的、只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理性主义在经济生活上的体现。在新教徒心里，财富的积累本身就是目的。他们过着既节欲又营利的生活。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他的至善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营利变成了人生目的，而不再是一个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这资本主义色彩与禁欲主义色彩的结合，就是新教的宗教在经济上发展出来的产物。

值得强调一点的是，韦伯多次认为宗教伦理不是决定资本主义出现的唯一因素，本书只是探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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