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那年,母亲三十六岁。大哥十五岁。二哥十二岁。三哥九岁。姐姐六岁。父亲常年因病卧床。在那个工分制年代,我们家是严重的缺粮户。
母亲为了多挣工分,硬是让姐姐在家带我。姐姐直到9岁才上学。至今,姐姐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她说和她同龄的小霞、春霞都是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她却因为带我而和低两届的黑妞、月贤成了同学。她俩整天只知道摸鱼、逮螃蟹、偷果子。姐姐跟着她俩导致学业无成。我是她无成的罪魁祸首。我一生便有亏欠姐姐的感觉。
姐姐上学后,我已经三岁了,常常被母亲东邻家放一天,西邻家放一天地带着。有时实在没辙时,就忍受着生产队长的批评抱怨,把我带到田间地头。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母亲骂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家里就多你一个小侍女!所以我从小就有一种自己是多余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根深蒂固。
我被母亲留的最多的地方是对门四奶奶家。四奶奶的孙子小伟和我同岁。四奶奶说带一个是带,两个也是带。两个孩子在一起还好带。所以我上学之前被四奶奶带的时间最长。
四奶奶为人和善,脾气温和,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唱民谣。四奶奶家的院子特别大,种有枣树,核桃树和梨树。每年果实成熟时,我吃的份数和小伟的一样多。在我的心里,四奶奶是我童年最亲近的人。
一天四奶奶在教我们唱民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大槐树,大舅打,小舅拉,姥姥搓个谷蕨哄娃娃。咬一嘴,空壳啦。气的娃娃不吃妈。我学着唱着,突然问四奶:“四奶,我妈怎么总说我家就多我一个小侍女啊?”四奶奶笑了:“那大概因为你是要来的吧!”
“我是要来的?”我惊得嘴巴张得老大。
“嗯,你亲妈家在南姚。那个戏台边的一个小院里。”四奶随口往下说。
我耷拉着脑袋,像霜打的茄子。四奶拍拍我的头,特别神秘地说:“你回家可千万不能告你妈说。”我木木地点点头,整个大脑都空洞洞的。
后来我跟母亲去南姚赶会时,真的发现戏台广场边那堵墙上有一扇紧锁的木头门。
以后的日子,母亲还像以前一样,经常骂我是多余的孩子。还经常用各种各样的物件打我:筷子、扫把、擀面杖……每次母亲打我的时候,戏台边那扇小门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我就会看见一个非常漂亮温柔的“亲妈”。那时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快快长大,离开这个家,去南姚找自己的亲妈。
我上小学四年级那年春天,在院子里扫榆钱时(当时的榆钱能卖钱)和姐姐发生了冲突。母亲不问青红皂白提起扫把,就向我劈头盖脸地打来。生性倔强的我硬是不说一句软话。母亲越打越气,直至最后把扫把打碎了才歇手。我头上起了很多包。背上更是火热火燎得疼。我对母亲是横眉冷对,一滴眼泪也没掉。在母亲打累歇手之后,我气哼哼地向大门外走去。
“你去哪?你个小侍女!”母亲在背后怒喝。
“找我亲妈去!”我愤愤地丢下一句话,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母亲一个箭步追上我,把我拖了回来:“还反了你了。谁是你亲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就是个要来的孩子。所以你才一直骂我,打我。我就要去找我亲妈。”
“谁给你说的?”母亲反而笑了。
“我四奶!她老早就告诉我了!”我声嘶力竭地喊。
母亲笑得更厉害了。她拉着我往四奶奶家走去。
四奶奶拉开我的衣服,看见我背上全是淤青,非常生气地冲着母亲大吵:“说你不是亲妈还屈说你了?你看把闺女打成啥?就是后妈也下不去这狠手。你先回去,让我和闺女好好唠唠。”
母亲面带愧色回去了。四奶奶心平气和地给我解释着以前的戏言。可我就是不相信。后来,母亲让大哥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南姚戏台。大哥特地把我带到那扇门的墙外面。墙外是一条南北向的大路,那扇门只是给戏子们开启的一条近路。我心里所有的憧憬破灭了,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母亲把我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却在知道自己不是要来的孩子时伤心地哭了。
因祸得福,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打骂过我。我觉得自己真的找回了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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