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镜像中的浪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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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浪漫派能把一切变成表达自己的浪漫情趣的手段，能够生出一种可能无害或不真实的幻觉：世界不过是一个机缘”。这样的机缘论只具有一种“摒弃全部一贯性上的彻底一贯性”。正因为如此，浪漫主义者才会被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和专制主义、新教和天主教等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立场所吸引，这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成为刺激浪漫主义想象的机缘。

所以，施密特认为，浪漫派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在政治和道德主张上令人困惑的立场或无立场，恰恰是由他们的审美态度决定的。然而施密特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一方面，唯美主义只存在于浪漫派思想的初始阶段，1799年后他们就放弃了这种唯美主义立场而转向了对宗教的关心；另一方面，浪漫派的唯美主义本身既是由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切所引发的，也是他们回应这些问题的一种方式，因此说浪漫派是非政治性的，实乃肤浅之见。

当施密特和自由主义者纷纷拒斥浪漫主义时，一些纳粹主义者则试图利用浪漫主义来为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寻求辩护，他们将浪漫派描绘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

沃尔特·林登发表在亲NC刊物《德国文化杂志》上的文章《重估德国浪漫派》，不再把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对立起来，而是把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对立起来。他为浪漫派的共同体观念赋予了古老的日耳曼民族的涵义，使这种共同体的理想与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分道扬镳，并且将浪漫主义视为对西欧精神中的理性主义和无限制的世俗化的反动，认为其目标是保存宗教的有机的非理性世界观，反对启蒙的理性主义，这样就使得浪漫派成为世人眼中的反理性主义者和反启蒙主义者。

不仅如此，为了对抗海姆和瓦尔策尔等人对浪漫派所做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解释，林登着重将致力于美学和个人教化的早期的“主观的”浪漫主义与后来更加关心宗教和共同体理想的“客观的”浪漫主义区分开来，从而不再把认同启蒙理想的青年时代的小施莱格尔作为浪漫主义的旗手，而是把中后期的浪漫主义者亚当·缪勒和约瑟夫·戈雷斯等人塑造成浪漫主义的真正的代表。

可是，这种对浪漫派的理解最多只能适用于一些晚期浪漫主义者，而无法真正反映浪漫派思想的实质。因为浪漫主义尤其是早期浪漫派是启蒙理想的继承者，他们坚持批判的重要性，他们反对抽象的理性主义，为的是克服因理性的独大而导致的人自身的分裂与异化，恢复包括理性与感性在内的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