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文人相轻，但那仅是凡人肺腑，真正意义上的贤圣绝非如此。苏轼与王安石两人在政治上的分歧，让他们势同水火，但在文学上的共鸣，却让他们惺惺相惜。早年二人同在朝廷做官时，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到了晚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视一笑，往事都是浮云了。
苏轼年轻时刚做官不久，父亲去世，按规定回乡为父守丧三年，等再次回到朝廷时，刚好遇到王安石在雷厉风行的推行改革变法。当时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已让王安石足够头疼，现在又加上一个苏轼。二人治国理政的理念，在根本思想上就注定他们不是同一路人，王安石是以先秦法家人物的治国安邦之术为榜样的，这从他和神宗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而苏轼认为国家的存亡，根本不在强弱，在道德，人民心中要有一个长久的，正确的道德观，国家要以德治天下，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在一番激烈的争论中，神宗还是站在了王安石一方。
在反对变法的阵营中，苏轼算不上最重量级人物，但他却是最活跃的一个，其实苏轼并不是完全反对，他认为变法应该循序渐进，和风细雨的进行，并且先后多次给神宗上书反对王安石“急政”“苛政”。神宗是知人善任之人，而且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对他的意见也很重视，所以苏轼被改革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找机会排挤他，苏轼为躲避迫害，自请外放到地方上任职。
苏轼后半生不断被贬，颠沛流离，坏就坏在他这张嘴和这支笔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如蝇在食，吐之方快”，遇到不爽的事，就像吃了苍蝇一样，不吐出来，心里难受。元丰二年，发生了乌台诗案，此时苏轼刚由徐州调往湖州，王安石已罢相回乡，朝中许多投机者混入变法派，加大力度打击保守派人物，他们在苏轼的文章中断章取义，插圈弄套，给苏轼编造罪名，说他嘲弄皇上，抨击新法等，又在御史群起而攻之下，神宗派人将苏轼抓捕入狱，对其进行审讯，这些奸佞小人抓住机会，添油加醋，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此消息传出后，朝野震惊，司马光，苏辙等人纷纷上书为苏轼鸣冤叫屈，苏轼曾经的“政敌”，隐居南京的王安石立即飞马传书给神宗：“安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在多方营救下，苏轼被捕一百零三天后获释，贬谪黄州。
随着时光流逝，随着变法波折不断，苏轼在黄州痛并快乐着，四年后被朝廷重新起用调往常州任职，此时的王安石经过两次罢相，遭到最得意的学生吕惠卿的背叛，心灰意冷，儿子王雱也因病去世，回到了南京，成为一个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疲惫颓唐的乡村野老，两个人掐了半天，最后成了两个可怜的人。
王安石在南京时，有位客人从黄州过来拜访他，王安石问：“近来子瞻有什么好作品吗？”客人回答说：“东坡先生在临皋亭住宿，从醉梦中醒来，作了《宝相藏记》，我走的急刚好落在船里了。”王安石立即派人拿了回来，借着黄昏的日光，在屋檐下读了起来，高兴的说：“子瞻真乃人中之龙也!”对苏轼大加赞赏。
苏轼去往常州时途经南京，特意停留去看望闲赋在家的王安石，在政治归零后，当时最优秀的两位士大夫，在一起谈诗，斗嘴，议论朝政，促膝长谈，毫无顾忌。
苏轼乘船前往南京，王安石骑着小驴在江边等他，苏轼刚下船，王安石就说：“好个翰林学士，我可等了你很长时间了！”苏轼拱着手：“我今天斗胆穿着素服来拜见大丞相。”王安石答：“世间礼法是为我们这样的人设定的吗？”的确，如果抛开政治因素，二人的学识，秉性，人品都是在一般世俗之上的，完全可称得上“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王安石早年发愤，中年秃顶，常被人调侃为“秃驴”。一天苏轼邀约王安石同到中山古刹游玩，在书房门口碰到王家管家，就问：“‘秃驴’在否？”恰好被王安石听见，大声回答：“不在！‘东坡’啃草去了！”苏轼听后哈哈大笑。
苏王二人朝夕相处一个多月，彼此有了更深入，更真实的了解，王安石对苏轼的文章称赞不已，苏轼也为老宰相的学识所折服。临走时苏轼写了一首诗送给王安石
次荆公韵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说“看着满面病容的老宰相独自骑着毛驴，默默走在荒野中，想想他当初雷厉风行的样子，心里多么难过。假若时光倒退十年，也许我会在这买上几亩地，和老先生比邻而居，一起喝茶聊天，一起谈诗论道。”苏轼离开后，王安石感慨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就像鲁迅说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二人或许不是兄弟，但完全可称得上是知己了。处朝堂之上，他们各自坚持着自己的政治立场，到了朝堂之下，二人谈诗论道，都有相知恨晚之感。历史让这一对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处在同一时代，由最初的“文人相轻”到后来的“文人相亲”，他们的故事流传千古，而他们所表现出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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