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经济状况是空前繁荣的，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两宋的国防和军事力量确是相当疲软，自宋太祖，宋太宗以后，外战是屡战屡败，最多是打个平手，百年的和平基本是花钱买下来的，两宋加起来三百年都没翻过身来。
赵匡胤建立北宋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后期，南方八九个小国之间相互混战，北方西夏和契丹崛起，而且北方的屏障，军事要地燕云十六州被后晋的“儿皇帝”石敬塘割让给了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西北部，整个地区面积约十二万平方公里，基本上都分布在长城内（南）侧，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跨过这道天然屏障，南下千里都是一马平川。所以赵匡胤，赵匡义两兄弟在平定南方后，一直想要收复这十六州，但均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在宋仁宗时期奏进的《言事书》中所说的“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正是针对着北宋与西夏，契丹之间所形成的争斗局势而言的。在王安石正式拜相后，他胸中蕴藏着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谋划，要辅佐神宗做一个大有为的君主。
王安石在军事改革上，首先“减兵并营”，将老弱病残，吃空饷等无用人员裁掉，其次推行将兵法，保甲法等新法，加强训练正规军，修建城防设施，培养百姓国防意识，训练民兵，使兵农合一，保障社会治安，并成为正规军的后备力量。赵匡胤建国时的目标仅是收复燕云十六州，而王安石的构想是再现汉唐气象，由宋朝实现大一统。他所预定的征战计划是先取熙河（今甘肃临洮），以断西夏右臂，进而攻取灵武（西夏首都），平定西夏则是断契丹右臂，之后蚕食契丹，将其吞并。
熙宁五年，王安石起用边关大将王韶，开始进攻西夏，至熙宁八年，王韶收复熙州、洮、岷、宕等州（今甘肃临潭，岷县等地），幅员两千余里，但随后发生的辽宋边境争端，以及反对派的危言耸听，使宋神宗惴惴不安，西征的步伐被迫停止，王安石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事实上就以收复河湟（黄河湟水）之地的胜利而终止了。
熙宁年间，契丹多次就边境问题进行挑衅，王安石始终认为，应把主要力量用在对西夏的军事上，应以对西夏用兵来牵制契丹，并争取时间修建城防，然而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特别是宋神宗，心惊胆战地怕辽国以兵戎来犯，不断召集大臣商讨，当时的副宰相韩琦，富弼更是站在契丹的立场上，指责王安石不该向西夏进军，要求把宋辽边境的武备解除，并停止内地的州郡练兵。
王安石罢相后，神宗发动五路大军讨伐西夏，由于没有统一指挥，步调不一致，战术和战略上都存在致命弱点，致使这场战争惨败而归。仅由沈括和种谔夺占了一些军事据点，然而司马光上台后，他却设身处地替西夏着想，认为之前夺取的城寨，如不归还，会使西夏百姓不得安居，他在元祐元年写的《论西夏札子》中说：
“万一西人积怨愤之气，逞凶悖之心，悉举犬羊之众，投闲伺隙，长驱直入，覆军杀将，兵连祸结……天下骚动。”
司马光提出这种言论后，竟得到大批保守派的支持。最终在改革派的坚持反对下，河湟之地得以保留，由沈括，种谔等艰苦打下的米脂，浮图（今陕西米脂，绥德附近）等地全部归还西夏。
司马光用了十几年时间主持编纂了《资治通鉴》，他非但没有从历史发展中得到启示，反而坚持循守旧规，安于现状，王安石为维护变法每次都是以理据充分而战胜对方，司马光掌权后全凭威势行事，蛮不讲理。只能叹息，司马光的大智慧或许都用在了砸缸上吧。
2019到了，愿各位朋友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事事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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