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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

吴佩孚在中国北洋军阀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素有“儒将”之称。作为一个军阀，他曾经发动或参加过多次战争，给人民带来过灾难，曾因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而“闻名遐尔”；但同时他又曾谴责过地方豪绅们的罪恶，流露出对人民疾苦的体谅，还有力支持过“五四”运动。尤其是其晚年穷困潦倒之际，当日本侵略者一再引诱、拉拢他出任伪政府头目的时候，他大义凛然始终没有答应，坚持拒日立场，并表示不出洋，不进租界，表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使其晚节大涂了“亮色”。1924年9月8日，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选择了吴佩孚作为其封面人，成为第一位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

与李大钊关系从密切走向决裂

李大钊与吴佩孚建立联系，是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的。“联合吴佩孚”是当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是共产国际在建立初期制定的策略方针。

李大钊与吴佩孚之间的第一次直接会谈，是在1922年6月上旬在保定进行的。李大钊之所以亲赴保定与吴佩孚会面，是因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年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获胜而告终，吴佩孚成了新更迭的北洋军阀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5月10日，吴从天津回到保定，就召开讨论“恢复法统”会议，意在反对亲日卖国的梁士诒内阁，恢复1917年张勋复辟时解散的国会，迎接黎元洪复位，由此借机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并使以“护法”为旗帜的南方政府失去存在的依据，继而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这一主张，顺应了当时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潮流，起到了“为民请命”的作用。

正由于李大钊与吴佩孚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这一时期党在北方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吴佩孚在推翻亲日派的交通系内阁之后，极力想铲除交通系在铁路系统根深蒂固的势力。李大钊和北方党组织通过打通吴佩孚的亲信、直系交通总长高洪恩的关系，安插何孟雄等共产党员到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铁路当密查员，为推动这几条铁路干线的工人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北方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吴佩孚终于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向人民举起了屠刀。公开与人民为敌的吴佩孚终于在1924年5月向李大钊伸出了罪恶之手，指使由其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李大钊，并在北京、乐亭等地搜捕。由于李大钊及时得到消息，秘密离京到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躲避，才免于难。

是支持“五四运动”的爱国军人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全国舆论大哗，宣誓主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爆发。

6月3日，北洋政府在段棋瑞指使下大肆逮捕学生。从9日起，吴佩孚曾以进步、开明的姿态出现，数次通电，力主拒签和约；申斥卖国的亲日派——皖系安福系，提出安内攘外，力促南北议和，公开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此时，北京和全国学生奋袂而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一致罢课。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首先通电，请求罢免曹、陆、章，惩办国贼政府不得已政府于6月12日罢免曹、陆、章3人。徐世昌也自呈辞职书。

16日，吴佩孚又联合西南将领谭延闿、赵恒惕等61人，发表著名“删电”，力陈外侮在即，应早定南北议和，共同对外，反对签约。痛斥巴黎和会的荒谬决定，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并以武力为后盾，移师对外。

24日，吴佩孚再致电国务院，正告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对人民实行高压，其后果将是“大狱之兴，定招大乱”。

27日，吴佩孚再次致电北洋政府要求释放爱国学生。由于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在6月28日巴黎和会签约时，中国代表拒绝了签字。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不肯罢休，它一面指使亲日派胁迫北洋政府补行签约，一面连连照会北洋政府，企图以中日直接交涉的手段，在和会之外达其直接攫夺山东权益的目的。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恐吓和威胁，北洋政府毫无对付之策，准备与日本直接交涉，补行签约。

北洋政府的卖国求荣又一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人民斗争声浪的敦促下，祖籍山东的吴佩孚联络同乡军官48人，电告当局。吴佩孚的通电反映了当时部分军阀的爱国情绪，它表明在历史急剧转折的关头，军阀内部也在发生分化。时人称赞吴“赤诚爱国”“大义昭然”，“表示军人卫国御侮的决心”。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对日本的抨击，说明他是爱国的，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得到南北各界和全国群众的好评和支持。

是制造“二七”惨案的元凶

与五四运动所不同的是，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中，吴佩孚却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成了人民的罪人。

1923年1月2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召开在即，大会筹委会忽接直系军阀吴佩孚来电，邀请代表到洛阳面议总工会成立事宜。在谈判过程中，吴佩孚虚与委蛇，软硬兼施，企图阻止成立大会的召开。工人代表据理力争，谈判毫无结果。

2月1日清晨，郑州全城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街上行人断绝，整个郑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4日上午9时，郑州罢工委员会负责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遵照总工会指示，下达了罢工命令，拉响了三头汽笛。接着十多台机车汽笛长鸣，惊天动地，郑州工人首先拉开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序幕。继郑州罢工之后，江岸于10时，长辛店于11时宣布罢工。其它13个分工会遵照总工会的命令相继罢工。全路3万多名工人，齐心协力，不到3个小时，所有的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长达1200多公里的铁路运输线中断。

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怂恿与支持下，在郑州、江岸、长辛店等地对工人实行血腥镇压，全路先后有50余人英勇牺牲，500多人负伤，被开除流亡在外者1000多人，工会领导人被通缉，工会遭封闭，京汉铁路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史称“二七惨案”。

吴佩孚曾宣称自己“保护劳工”，“赞成劳动立法”，却又为何出尔反尔，百般阻挠与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并悍然举起屠刀，利用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为“争自由、争人权”的大罢工呢？

京汉铁路是直系军阀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内的一条最重要的交通线，可谓是直系军阀的私产，换言之，就是吴佩孚的私产。这次罢工使吴佩孚每月损失6万元，每年损失70多万元。因此，吴佩孚对长辛店工人罢工一直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后来发生京汉铁路大罢工，因此，吴佩孚就决计对付工人，他也撇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不惜一切代价对罢工进行残酷镇压。

北平市民自发为他送葬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带着20万精兵出征的吴佩孚，扬言月余便可凯旋而归，结果被奉军打得一败涂地，20万大军丢得一干二净。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吴佩孚又一次被打得丢盔弃甲，只好逃到四川，依靠杨森等小军阀度日。

1932年1月31日吴佩孚抵达北平，国民党华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前往迎接，一见面，吴佩孚就严厉斥责张学良不抵之罪，丢掉了东北三省。1931年3月1日，伪“满州国”成立，吴佩孚特请国学大师章太炎起草了通电，进行严厉谴责。

193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煽动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一时间，日本特务、汉奸、吴佩孚的旧部，纷纷来到他的住所，拉他出山作傀儡。面对各种势力的拉拢诱惑，吴佩孚予以严厉拒绝，并告诉来人:“若另组政府，实国家不幸中之尤不幸矣。自治者，实自乱也，自治者，人治也。治其所治，非吾人所谓治也。”

1937年8月27日，曾任民国代总理的江朝宗在北平组织了所谓的“治安维持会”，并自任会长。为了壮大声势，江朝宗企图拉拢吴佩孚加入，于9月1日去拜访吴佩孚，没想到一见面就遭到吴佩孚的斥骂；“你的年纪比我大，还要落水当汉奸，受万世唾骂!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是为贼。从今以后，请别上我这儿来!”

1938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侵吞中国的目的，企图利用反蒋系统的实力派，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从而开始酝酿利用“中国第一流人物”，来削弱中国现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吴佩孚自然成为日本以上中的“第一流人物”，为此，日本特务土肥原的工作机关还专门改名为“吴佩孚工作机关”，重点做吴佩孚的工作，以“建立一个以吴佩孚为中心的新政府”，于是，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亲自出马进行劝诱，恭恭敬敬地对吴佩孚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答曰:自身不能救，焉能救人?

由于吴佩孚不肯与日本侵略者合作，使日寇极为恼火，视其为眼中钉。于是，日特机关使出卑鄙手段，决定除掉吴佩孚。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因晚饭时嚼米饭中石子引发牙疼旧病，误中日本医生毒招，高烧昏迷，后又被日本医生强行手术，于1939年12月4日，喷血而亡，享年66岁。

吴佩孚突然病逝，举世震惊，一时其死因成为街谈巷议之“谜”。

但时隔不久，合众社、路透社、中央社等就做出了相关报道，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如中央社香港12月17日电指出:“吴佩孚将军之死，经各方面调查，得悉吴非因病致死，确系经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新政权宣言，经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

吴佩孚去世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北平城，“大帅不屈服于日本人”的爱国精神感动了北平的老百姓。为吴佩孚送葬的那天，百姓纷纷前来送别。尽管那天天气特别冷，但是谁也没有动，更没有人说话，只听到一阵阵轻轻的啜泣声，许多人的眼里噙满了泪水。这是北平市民自发地为大军阀吴佩孚送行。

1939年2月，董必武同志在《日本企图搬演新傀儡》一文中，对吴佩孚评价是“自全晚节”，并给予他很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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