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周六，阴，13至17度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 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对万章说：“一个乡的善士就结交一个乡的善士，一个国家的善士就结交一个国家的善士，天下的善士就结交天下的善士。认为结交天下的善士还不够，又上溯讨论古时候的人。吟诵他们的诗歌，研读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们的为人，行吗？所以要讨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这是上与古人结交。”
孟子所谓“尚友”，与陈寅恪“立说与古人处同一境界”相近。其意是，要把具体的人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观察、理解，由此来考察其思想之所由、观点之所指，把握其人格的统一性，哪怕时时处于矛盾、分裂，也由其所忠执的信念所致，仍能找出一条纵贯其一生的精神主线，这才是真正读懂古人。
我已将《孟子》读了不下十遍，《论语》读了不下五十遍。古时后人著书无非在解读前人。在“尚友”上，孟子为我们做了极好的典范。他为孔子所作的注脚，无疑让世人折服一一他是最懂孔子的人。
通常我们眼中的圣人都有自己鲜明的处世原则，抑或有博施济众的功业。孟子在《万章篇》中就列举了三位的圣人。第一位是伯夷。孟子说：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伯夷，眼见不得丑恶的景象，耳听不得丑恶的声音，不够格的君主不事奉，不够格的民众不使唤，世道太平就做官，世道昏乱就退隐。暴政产生的地方，暴民栖息的地方，他都不愿停留。他认为与横暴之人在一起，就好比穿戴朝服坐在污泥之中。当殷纣时，他居住在北海之滨来等待天下清平。后来周武王夺取商纣政权，他认为武王是篡位之君，就跑到首阳山上，饿死都不食周粟。所以听闻伯夷风范的，贪鄙者会变得廉洁，懦弱者会立志坚定。
第二位是伊尹。孟子说：
“伊尹：‘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才，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伊尹说：‘任何君主都可以事奉，任何民众都可以使唤。’世道太平做官，世道昏乱也做官。他说：‘上天生育这些民众，让先明理的人启发后明理的人，让先觉悟的人启发后觉悟的人。我是上天所生民众中先觉悟的人，我要用上天的道理来启发上天所生的民众。’他觉得，天下百姓如果有没有受到尧舜之道恩惠的，就如同自己被推入沟壑里一般，他自己把天下的责任承担得如此之重。
第三位是柳下惠 。孟子说：
“柳下惠 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者宽，薄夫敦。”
柳下惠不以事奉滥污国君为耻辱，不以自己官职卑微为低下；进身任职不隐蔽自己才华，必定按照自己的原则办事；遭到抛弃不怨恨，困于贫穷而不忧愁。他和乡里平民在一起，悠然自得而不忍心离去，说，“你是你，我是我，纵然赤身裸体站在我旁边，怎么能玷污我呢？”所以，听闻柳下惠风范的，鄙吝者宽容，刻薄者敦厚。
前三位圣人对任何人事都亮明自己原则，但孔子似乎就不是这样。孟子说孔子：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我行也’，去父母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孔子离开齐国时，捞起下锅的米漉着水就上路了（走得匆忙、决绝），而离开鲁国时，却说，慢慢走啊。一步三回头，这是离开自己的祖国。孔子这一生行事似乎没有固定不变的原则，能短暂就短暂，能长久就长久，能退处就退处，能做官就做官。他年轻时干过仓库保管员、牧牛放马等粗活。办私学声名日隆，乡民们都劝他出仕，他却说“从吾所好”。后却出尔反尔，做了鲁司寇。又因鲁国的祭肉没送来，而辞官别国。到了卫国，受到卫君礼遇，却只当他作花瓶，他也忍得，却因卫君某日一个不好的脸色而离开。他周游列国十四年，一直想得到诸侯国君的任用，可当他最后辗转再次回到卫国时，卫国新君想重用他，却又不愿出仕，只享用卫君供养。
若说孔子像柳下惠不择人而处，他在周游途中却屡次义正词严地拒绝小人的拉拢。若说孔子像伯夷洁身自爱，他却在鲁“三桓”执掌的篡权朝庭出仕，甚至还想接受判乱家臣抛来的橄榄枝。至于伊尹博施济众的圣举，孔子也只是在任鲁司寇其间小试牛刀。他整天将复兴周道挂在嘴边，而为复兴周道所做的贡献，也仅仅局限于整理文献、传道授业等文化工作，无建功立业的实质作为。这一切看起来前后矛盾，毫无定律可循。
可孟子在给上述四人定性时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伯夷，是圣贤中的清高者；伊尹是圣贤中的尽责者；柳下惠，是圣贤中的随和者；孔子是圣贤中的识时务者。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孟子也将孔子推为四者之最，说：
“孔子这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知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金声玉振”，多地孔庙大堂的匾额就赫然写着这四个字，出自《孟子》。孟子说，孔子是集大成者。什么叫集大成？就好比奏乐时，敲钟起音、击磬收尾。敲钟起音是井然有序地发端，击磬收尾是井然有序地收尾。井然有序地发端是智的做法，井然有序的收尾是圣的做法。智就好比技艺，圣就好比膂力。犹如在百步以外射箭，射得到靠你的膂力，射得中就不是靠你的膂力了。
在孟子看来，前三位圣贤都有他们突出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局限。伯夷只接受清洁的世界，柳下惠出淤泥而不染，却无改造世界之志。伊尹是因有权位才有作为。假如伊尹不是辅佐五代商君的国相，只是一个像孔子这样身份卑微的下士，他就不可实现为“天下任”的抱负。假如柳下惠坐到伊尹的高位，他也干不出伊尹这番功业。假如让伯夷在柳下惠污浊的环境里待上一天，非死即疯。可是在孔子的一生中，有过伯夷的时刻，有过柳下惠的时刻，也有过伊尹的时刻，他在任何境遇下都能过得从容自如，凭靠的是应时而动的智慧。而伯夷、柳下惠、伊尹三人都是膂力（执念）有余，技艺（智慧）不足。
也许有人会问：应时而动，不就是随机应变、见风使舵的小人吗？都说儒家是入世之学，在我未读《论语》以前，也一直将孔子等同于厚黑学。读了之后，才明白，孔子与小人的区别：小人无原则，孔子变化的外表下也有坚不可摧的原则，孟子将之注解为：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以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孟子说，“任官职不是因为贫困，但有时是因为贫困；娶妻不是为了奉养父母，但有时是为了奉养父母。因为贫困而任官职，推辞高位担位低职，推辞厚薪接受薄俸。推辞高位担位低职，推辞厚薪接受薄俸，什么职位适宜呢？守门、打更。孔子曾当过管仓库的小吏，只是说账目不错就可以了。曾当过管畜牧的小吏，只是说牛羊茁壮成长就可以了。职位低而谈论高位的事务，会招罪。在朝堂上任职而大道得不到施行，是耻辱。”
孟子所说的就是孔子择业的原则。孔子年轻时为维持生计当过一些小吏。后来办私学能养活自己，就不愿为污秽的朝政服务。所以，当乡民们嘲笑他“博学而无所用时”，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35岁时，“三桓”将鲁昭公驱逐出国。孔子实在无法忍受“三桓”大逆不道的行径，也追随昭公跑到了齐国。他在齐国对齐景公说了一大套治国理治的方法，得到景公的赏识，但很快遭到贵族们的排挤和诋毁，陷入危险之中，所以他“接淅而行”，提起刚淘的米还滴着水就急匆匆地逃回鲁国。这也给他深刻教训，即孟子所说的“位卑而言高，罪也”。他做官是为了施行大道，倘若没有相应的高位，就不可能实施他的理想，做官就没有意义了。于是他回到鲁国后专心教学，不再动出仕的念头。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以至于鲁国当时得势的陪臣阳虎都上门送礼想聘他辅佐国政。他不愿为叛臣服务，故意回避。这也使他意识到他在贵族阶层中已有很高威望，足以谋得高位施行大道了。所以，他接受了季桓子的聘用，出任鲁司寇，展示了自己出色的政治才干。他是以复兴周礼为己任的，断容不得鲁国当时“三桓”篡政的违礼局面，于是说服鲁定公“堕三都”（三桓的都邑），削夺“三桓”权势。可鲁定公是个意志不坚定的人。孔子借三都的家臣作乱为由堕了二都后，第三都的孟氏反应过来，孔子明为帮他们惩治逆臣，实是帮定公夺权。于是“三桓”就开始敷衍定公，定公见计谋败露，也只好不了了之。邻国齐国也怕孔子执政，使鲁国强盛，就送来宝马美女腐蚀鲁国权贵。鲁君日夜醉在逍遥乡，更是将孔子晾在一边。甚至祭肉都不给孔子送来，也就等于宣告开除孔子公职。
孟子的弟子问：“古代的君子怎样才出仕呢？”
孟子说：“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 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说，就职有三种情况，离去也有三种情况。迎请时恭敬有礼，有所进言就准备照他说的去实行，便就职；如果礼仪态度不错，所说却不实行了，便离去。其次，虽然没有接纳他的进言，迎请时恭敬有礼，便就职；如果礼仪、态度差，便离去。最下的，早上没吃，晚上没吃，饿得不能走出屋门，国君知道说：‘我作为君长不能实行他的主张，又不能听从他的进言，使他在我的国土上挨饿，我觉得羞职。’要给予他周济也可以接受，不过是免于死亡罢了。
孟子还说：“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孔子有因见道义能施行而任官职，有因礼遇而任官职的，有因国君养贤而任官职。当初他任鲁司寇，是当权世卿季桓子恭敬聘他为官，并能听从他的进言施行他的政治主张而出仕，即“行可之仕”。后来不再信任他，连基本礼仪（祭肉）都不给，他就离开了。周游到卫国，卫灵公虽只视其为花瓶，并不听从他的政治建议，但奉禄与鲁司寇同，对他恭敬有加，所以孔子就职于卫，即“际可之仕”。后因有一次卫灵公问他“排兵布阵”的事，他说他只懂祭祀之礼，不懂军事。卫灵公就抬头看天上大雁，不再理他。孔子就离开了卫国。若干年后，他又回到卫国。此时灵公已去世。卫孝公继位。卫孝公是灵公的孙子，灵公的儿子正逃亡在外，并欲谋回国夺取政权。孔子认为卫孝公这个君位是“名不正言不顺”，卫孝公想聘孔子这周礼大师为其执政正名。孔子不愿。他不在卫国出仕，但接受卫君供养，成了“公养之仕”。
在孟子的长篇大论解说中，我看到孔子无可无不可的生存表相下有一条贯穿始末的中轴线。他并不是强硬地固执原则，而是一直柔韧地等待时机。他的智慧就体现在忍耐。记得《圣经》里有句话：“爱是恒久的忍耐”，为天下的生民，他可以等、可以忍、可以屈、可以死、可以被误解、可以被嘲笑、可以在无望中一直希望着……突然为孔子执着救世的热肠感动得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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