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中提到，本文《似水流年》前面，有一个时间表，大致上概论了王二四十岁之前的大事件。而《似水流年》是在王二三十五岁以后的故事，与旧情人线条重逢，发现她嫁给了李先生。出国读学位。父亲去世。离婚。回国。
王二如愿调到矿院，在父亲生前所任教的学校教书。住在他家对面的是他的顶头上司李先生。李先生的夫人是王二的老同学线条。线条在“文化革命”时期里很疯，很早跑出来和男孩子玩，而这个人就是王二，也可以说，他们俩是老情人。而王二和李先生的交情非常好，不会见怪，因为他不在乎。他从海外回来，作为一个不善交际的人，相熟的人就只有王二和线条。而王二也把他当朋友，因为王二不怕得罪朋友，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这是王二的一贯作风。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王二朋友少的原因。
王二，李先生，线条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常人想象的关系，让人感觉不合常理，但到了王小波笔下，却又成了常理。
李先生和线条是一对夫妻，而王二和李先生是朋友，王二又可以说是线条的老情人，换做常人，一般不会接受和妻子的老情人成为朋友吧。但是王二和李先生都是属于不怕得罪朋友的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如果王二和线条之间的过往是一种得罪的话，那李先生作为一个朋友就不该怕被得罪，更何况这是线条认识李先生之前的事了，所以说也不能算什么。而是李先生与线条是夫妻，夫妻之间就该互相包容，爱对方就不该只爱她的局部，而应该是所有。
李先生之所以不介意大概还因为他只有两个相熟的人，一个是王二，一个是线条，所以我认为李先生取线条大概因为他们是朋友，而他朋友又少，线条又恰好对他有崇拜感而产生的爱意，所以他们在一起了。从李先生的角度来看，他可能不爱线条，但线条是一个朋友，一个重要的朋友，所以不会介意她和王二的过往。
从王二和线条来说，王二和线条是朋友，是老情人，然而他们之间必须先是朋友。因为他们的相识是在“文化革命”中，一般人不可能在这时候玩这么疯，而作为异类的王二可以，这也就促成了王二和线条成为情人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到底，王二和线条之间没有爱，有的感情只是朋友之间的感情。在一个朋友少的王二身上，这便十分珍贵，所以没有爱的情人关系对李先生与线条的婚姻关系并不构成威胁，何况那是很早之前的事了。
其实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王二是一个异类，而他的朋友也是一个异类，从最初被人叫做破鞋的陈清扬，和他一起搞炸药的许由，然后是龟头血肿的李先生和爱上龟头血肿的线条，至于小转铃，倒是看不出什么异类，不过和王二在精神上倒也相通，这样的人，大概也算“奇好”吧。然后王二几乎和这些女人们都发生过性关系，可是她们最后都有了自己的感情归宿，关于王二，她们都未曾停留。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之间是没有爱情，至少王二对她们没有产生爱情，虽然王二结过婚又离婚，但关于王二这个人，他似乎不具备一个爱人的能力，他能给你的只有革命友情。
在本文的这个时期里，三十五岁的王二身边只有两三个朋友，一是线条，二是李先生，至于小转铃，本文没有过多的描述，但因为她没有做其他事而离开，所以暂且把她算在王二身边，至于许由，出国务工，而陈清扬，见不着。
联系之前我对陈清扬和王二关系的分析，在《三十而立》熊并没有描写陈清扬，以及《似水流年》则没有描写她，其实与爱与不爱她并没有什么联系，因为一是联系不着，所以没有写的必要，二是陈清扬与他重逢的过程在《黄金时代》的后面有所描述，他们的故事基本完结，也没有再写的必要，结合王二的性格，不是回忆往昔岁月暗自神伤的那种人，所以陈清扬消失了。所幸王二还记得，虽然只是以朋友的身份存在于他的脑海里。
这篇文章相较于前两篇来说，少了很多王二自己本身的叙述，而把重点放在李先生的龟头血肿事件以及贺先生死亡事件之上。
关于李先生的龟头血肿事件，起源于大字报，贺先生的死亡事件起源于“文化革命”，而文章题目《似水流年》又来源于哪儿？
普鲁斯特写了一本名为《追忆似水年华》的书，谈到自己发生过的事。“这些事看起来就如一个人中了邪躺在河底，眼看潺潺流水，粼粼流光，落叶，浮木，空玻璃瓶一样一样从身上流过去。”王二觉得译作《似水流年》就对了，但是这名字没主，他就先要了。因为这篇文章也算事在回忆往事，与《追忆似水年华》相似。
首先谈谈李先生的龟头血肿事件。
当时李先生赶来参加“文化运动”，头天晚上到矿院，第二天早上就去贴大字报，然后被人一脚踢成重伤，然后因为医院的诊断书熊有这样的字句：“阴囊挫伤，龟头血肿。”他寻到的公道就是从此被叫做龟头血肿，一肿二十三年，至今还没有消。
所以说龟头血肿事件其实就是李先生寻求公道的过程。“一肿二十三年，至今还没消。”应该是说李先生在二十三年间都一直在寻求公道，但是未果。
“这篇大字报的背景是这样的：他把医院的诊断书画成大字报贴出来，就有道学的人在上面批，这种东西也贴出来，下流！无耻！至于他怎么挨了人踢，却没人理会。所以李先生在大字报里强调：李某人的龟头，并非先天血肿，而是被人踢的。
李先生在大字报里说，他绝不是因为吃亏，想要对方怎样赔罪才写大字报。他要说的是：龟头血肿很不好，龟头血肿很疼。龟头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有人再有龟头血肿。他这些话都被人看成奇谈怪论。到这时，他回来有段日子了，大家也都认识他。在食堂里大师傅劝他：小李呀，拉倒吧。瞧瞧你被人踢的那个地方，不好张扬。李先生果然顽固，高声说：师傅，这话不对。人家踢我，可不是我伸出龟头让他踢的！踢到这里就拉倒，以后都往这里踢！”
大概就只有王小波会这么直白，毫无修饰之词。
李先生由于被踢继而龟头血肿，却遭人耻笑，只觉得下流，无耻，然而却没人关心他为什么会龟头血肿，就像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一样，所以他在大字报里说自己的龟头血肿是被人踢的。这会让我想到社会上的很多事件，很多人犯了错，被媒体曝光，我们好像永远都会指责他为什么这样做，却很少反思他为什么这样做。比如熊孩子，熊孩子犯了错，他的确有错，但是他的家长，周围的人不会有错吗？他们没有过错，所以我们在反思的时候，不光要批评教育那个犯错的人，同时更要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只要找到根源，我们才能更好的去预防这种事情的发生，这才是最终目的。
所以说李先生这个人让人欣赏的一点就是，他的大字报不仅仅是为了找回一个公道，更是要人知道龟头血肿很疼，不希望有人再去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样，意义就提高了起来。
其实就算是只讨回公道我也觉得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一个关于个人权益的问题，你的权益受到了损害，为什么不去夺回来呢？这和之前为了坐公交一块钱的问题，打官司一样，是为了他自己的权益。今天你可能只是一块钱的权益被损害，你不去为自己争夺，那么妥协下去，接下来，你所受到的权益的损害，就不止一块钱了，因为你就是一个被妥协的人，那么你就不再具有说服力，以至于被人宰割。
从食堂师傅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应该是局限于食堂师傅，而是应该扩大到旁观者的范围。首先是说那个下流无耻的研究道学的人，道学的道德标准是根本不允许龟头血肿这种词出现的，而食堂师傅的话中其实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传统教育中对于性，、性器官这种词汇的排斥，它无法直接拿出来言说，而王小波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本书中这类词出现的极多，关于性描写，十分直白，而很多作家关于性描写是十分含蓄隐晦的，而那些过于直白的性描写则会被人说成是黄。王小波笔下的性，是一种人性，原始的人的本性，带着痞气。村上春树则是温柔细腻，是孤独的外化，当然这不是说孤独就要去找人做爱。莫言，则是一种野性，带着黄土地的气息。而白先勇则是哀而不伤，他的文字很美。曾经有人说，写不好性描写的作家不是好作家（大意）。因为它是人的一部分，无法抹去，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这样的观点可能来源于王小波的和李银河的职业。
在当代，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导致性教育的缺失，也就出现了性侵儿童的事件。坏人是不可控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教孩子们保护自己，将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对于性，国人一直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尤其是对女性。如果男性三妻四妾，性能力强，那么他也不会受指责，而是一种赞美，如果是骂声，那么一定没有对女性的强、多。如果女性找很多男人，性能力强，那么给她的评价，绝对是骂声一片，这就是不公平。但是在王小波的书中，至少这本书中，男性，女性是处于平等的。比如说陈清扬的“破鞋”，线条在“文化革命”中玩的疯，没有任何评价，对于任何性关系以及设计平等的关系，是没有任何评价的，这在作家中是少有的。
关于食堂师傅的言论，还有一种意思，就是忍耐。很多人讲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你的退步很可能成为别人的进步。而且这件事已经成为个人权益的问题，所以说它再小，是不能够让步的。
再来谈一下贺先生之死，我觉得这是王小波本人对于“文化革命”的控诉，因为贺先生就是“文化革命”中死的，而王小波本人也在“文化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借贺先生之死来表达自己的控诉。
太宰治在《晚年》中写过一句话，大意是：
“我本想这个冬日就死去的，可最近拿到一套鼠灰色细条纹的麻质和服，是适合夏天穿的和服，所以我还是先活到夏天吧。”
人活着是要有寄托的。而贺先生所在的年代，他已经没有寄托，王小波说“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在那个时代被束缚，根本没办法去抗争，这就是所谓的无能，这也是贺先生痛苦的根源。如果贺先生不离开这个世界，那他面对的就是无穷尽的黑暗和痛苦，没有任何的寄托，这时候死大概是唯一的路吧。一味想着死的事，一定是因为太过认真的活。如果贺先生浑浑噩噩一点，行尸走肉一般，可能他就选择活下去了吧。
对于贺先生，我只能借用太宰治的话来表达我的观点，“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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