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11时：正确的只有画面

罗马11时：正确的只有画面

 

“所有的脸都正确无误，人生是不会错的”——费里尼

曾经有段时间，集中看电影，然后头脑中冒出一个想法：电影就是细节啊。当我们看完一部电影的时候，总会习惯性地套入之前的观影经验，结合自己仍然萦绕在思绪中的感受，对电影做出最直观的判断。如果是坏电影，我们会付诸理性，滔滔不绝地讨论电影哪里不好，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观众永远比导演聪明’就是这个道理。而面对好电影，我们常常闷头走路，眼眶湿润，内心无法平静而没法跟旁边的人说话，如果是在影院观影，走出来的时候回面对眼前的现实还会有种恍惚的感觉。因为我们真的沉浸在电影中，太相信在电影给我们营造的这个梦了。

这就是“现实主义”的电影，戈达尔曾言：没有正确的画面，正确的只有画面。特吕弗曾言：电影就是每秒24格的真理。费力尼曾言：唯一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视觉。这就是《罗马11时》。

对于《罗马11时》这样的电影，可以分析的太多，可每一次分析都不过是说出了创作者在电影中的呈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导演经常说自己无话可说，因为要说的都放在电影里了，你们自己去看，所以我们看到电影，就看到了导演想说的一切。电影给我们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唯独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拓展的余地。这时候我们只能承认“电影就是现实”。

我无法重复电影的内容，因为我没法比电影说的更多。

说句玩笑话，这样的电影对观众是福音，对影评人确实在是折磨。所以我只能重述影片中没有的关于影片创作的细节。

本片是根据1951年1月间发生在罗马沙伏依大街上的一桩真实事件的新闻报道摄制而成的。电影在意大利被政府明令禁止发行，之前也只在二三轮影院上映了极短一段时间。所以并不如《偷自行车的人》这样的新现实主义名作闻名。

据德·桑蒂斯说，剧本初稿写成后，无论在内容上或艺术形式上都显得单薄而粗糙。后来他接受了柴伐梯尼的建议，对楼梯坍塌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剧本原稿只写了四五女性，导演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重要人物一下增加到十几个。为了获得生动的细节，创造逼真的情调和气氛，作者们在拍摄前也刊登了一则招考一个年轻的女打字员的广告，准备让她在影片中扮演一个打字员的角色。为避免惨剧重演，他们挑选了一个一楼的房间。结果来了60多个姑娘，她们大都惶惶不安，手足无措。有个姑娘晕倒在打字机前。有一个在测验结束时哭了起来，大声喊着她有两个孩子，而丈夫却抛弃了她。有一个姑娘胆怯地站在门口，说什么也不敢跨过门槛。所有这些都在影片里得到了反映，从而加强了影片的真实感。调查是由导演的助手，当时20岁刚出头、后来成为意大利政治电影代表人物的艾里奥·佩特里进行的。他撰写的十余万字的调查材料被收入电影剧本一并出版，成为人们研究这一流派的重要文献。影片中许多群众场面、次要人物，甚至一些主要人物都是从这一材料中产生的。

犹记得上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奥斯维辛没有新闻》，最近刚刚找来克洛德·朗兹曼近十个小时的纪录片《浩劫》看完，面对这样全部由细节构成的影片，我只能承认无话可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关于奥斯维辛的影评也无从着落。

在影片进行到楼梯坍塌的时候，我的直观感受居然同之前看网络上一个关于“911事件”的视频很是相近。在“911”事件发生很久之后，结合当时的声音录像监控等多方面素材，重新剪辑而成了一部短片，在观看影片的时候，由于清楚里面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所以灾难在眼前上演，一如昨日重现，产生的心理震撼是极大的。

而之所以在观看《罗马11时》这样的剧情片时，产生同纪录片时几乎同样的心理感受（单从心理认同层面来说），除了高明准确的电影镜头语言，我想就在于电影对于人物细节的重塑了。影片着重塑造的人物有十几个之多，就连匆匆略过的小人物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人走进了电影。

希区柯克曾说：电影就是提出了琐碎的生活细节的部分，戈达尔却说：电影就是琐碎的细节。希区柯克是好莱坞类型片的翘楚，而戈达尔是新浪潮的主将，新现实主义却很好地结合了这两部分。

当我们夸赞影片的现实主义层面的优秀之时，反而忽略了影片的浪漫主义风格。如果说现实主义是影片的血肉，那浪漫主义就是影片的灵魂。影片把丰富的具有现实基础的现实素材巧妙地赋予戏剧性的运用，常给人以会心一笑的效果，这就是细节和生活产生呼应的效果。

我们总在纠结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可这往往只停留在技术层面，最终伟大作品的呈现效果，必然是两者高度统一的，就像形式离不开内容，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最好的电影是文学的”“最好的文学是电影的”。这部影片中的细节描写几乎达到了小说般的细腻动人，而呈现形式上又是电影化的。

在人的阅读经历中，会遇到这样作品，它们被称作“经典”“神作”，它写尽了所在范围的一切，以至于很难再有突破，它留下了难以撼动的地位，同时也是取之不尽的宝藏。《罗马11时》即是这样的作品，它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剖像手术刀一样精确，又如数学公式般简洁漂亮。

编剧柴伐蒂尼曾说；以前如果我们想拍一部关于罢工的电影，会讲述一个爱情故事，罢工成为了背景。而现在，我们直接拍罢工的电影。这就是‘新现实主义’，这就是“正确的只有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