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来，认识宋胖是在秋游的大巴上，班里的人唱着《董小姐》，像一株火苗点在心里，烧起了野火。起初是因为歌名的缘故记忆很深，也罔顾了歌词的深意，只道是唱着舒心，听着静心。
那几年是民谣大火的几年。赵雷在湖南唱了首《成都》，马頔在北方唱了首《南山南》，宋胖也一直在巡演的路上，抽烟喝酒写民谣。民谣在每个人心里开始种下种子，唱歌的人唱着一个故事，听歌的人却听出一本诗集。
高中第一年，一直听的只有《董小姐》一首歌，单曲循环久了，就开始从名字的寄托，转向了歌词的境和意。很多人传唱的是“野马”和“草原”，而我内心之最却是“鼓楼”和“兰州”，脑子里浮现的是楼前夕阳下的孤独的人，向陌生人伸手要烟的场景。烟起，竟也有几分“大漠孤烟直”的味道出来。
开始听宋冬野的其他歌是在高二的那年，那是我一生中最欢脱的一年，高考还很远，但同学们很近，每天便是无所事事的唠嗑，是年轻人固有的小题大做，是每天晚上不知疲倦地讲各种主题，尽管早已睡眼惺忪，却停不下那八卦的嘴。那时候开始听“吹的牛逼随青春一笑了之”的《安和桥》，听“余生没有北方”的《关忆北》，听“受伤尾巴”的《斑马斑马》。因为心情是愉悦的，所以听歌时从不觉得悲伤，倒像是一种肆意妄为，一种惬意舒坦，一种快意江湖。
彼时已经萌生了对歌词的兴趣，加之一时兴起地想要练字，故而每次语文晚自习都果断地抛开作业，安静地抄默歌词。晚修的沉默很适合想事儿，有时便会看着窗外被灯火照亮的圆圆的不知为何物的建筑，想着宋胖在写在唱的时候心里是在想些什么，一直到前两年，才渐渐只求神似，不求同形。
他这个人吧，有故事。他的故事是一把吉他两支烟三瓶啤酒四句话合成的，是在普通茫茫人之中不加筛查肆意挑选出来的。彼时的他像极了诗人，走南闯北肆意妄为，是遇见陌生人都伸手要兰州的诗人，他把见闻和回忆写成故事，再把故事串成歌，就是稍微有些胖，但却胖得很真实。
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安和桥北》的专辑封面，是他小时候奶奶抱着他的照片，因为他说音乐和文字的魅力，在于展现那些难以言表的受到触动的瞬间。他的前半生几乎都是在奶奶的照顾下成长起来的，而《安和桥北》发行的那年，他的奶奶已经去世3年了。
往后他像一个正常歌手一般，继续朴素唱歌，低调写歌，偶尔开开巡演，没事找人唠嗑。不知是身形憨厚的缘故还是如何，他从未给人带来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像是一个从未火过的少年，愉悦自己，快意人生。
后来我上大学了。每天揣着的手机让听歌成了一件触手可及的事儿，但那份苦中作乐，躲躲藏藏的新鲜感和仪式感却也因此荡然无存。歌还是照常听的，只是怕乏，在歌单里加了好些歌曲，把那几首歌深深地压在箱底。
过不了多久，他就出事了。
可能宋胖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出了圈，受到许多人的关注。只是关注的眼神多是带着仇视和鄙夷，仿佛自己身上沾上了永远洗不掉的污泥，臭得发黑。
那是我第一次对吸毒产生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往后他还是一样直言不讳，戒毒后接受采访，还是说着“戒毒对我来说没那么难”这样受万人唾弃的话语。但是他更安静了，藏在自己的录音棚里安安静静地搞着自己的音乐。那两年他杳无音信，就像是彻底在人世间蒸发一样，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直到两年前，他默默地发了新歌，《郭源潮》。
那是一个叫郭源潮的人，以为民谣歌手就是“悲歌三首买一切”。但其实大家都一样，是那些会被时间遗忘的蝼蚁，是沉没在沧海中的一粟。所以没有必要谁嘲笑谁，只要“山前没相见，山后别相逢”。
他是一个失足的诗人，于千尺高楼堕入万丈深渊，在红极一时的巅峰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成了万人唾弃的对象，网民泄愤的出口。我实无胆量对吸毒与戒毒评头论足，但我愿相信他还是一个向善的人，他的歌里有故事，有真诚，有纯洁的烟火气，有平凡的少年心。
就像是最初他走在昏暗的街头，背着吉他，奶奶还没有去世，自己还没有火。烟不离手酒不离口，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却依然快活地张望着未来的灯火，构思凡人的故事。
在野冬，诵自己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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