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道意味的山水诗其实可以稍微分一下，分为道家诗和禅理诗。
道家气质的诗
相对于大量禅理诗，道家诗作虽多，但是大都藏于文化大拿的作品之中，如大唐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道家气质作为中国人土生土长的根底，早就潜移默化进入生活之中，所以道家唐诗多以个人逍遥，追求成仙，或者神话传说为主。
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呤留别》，你说是道家诗吧，可更像游记，其实是梦一场。李贺的《秋来》、《苏小小》，你说是写鬼吧，其实也是游记有感。也就是山水诗中蕴藏了道家意象，只是因为这种思想虚无缥缈，气质上超脱凡人，成为仙品，在唐诗中并不多见。李商隐的《嫦娥》：“碧海青天夜夜心”，你说写的神话吧，其实是托神话写爱情。所以，道家诗也因此并不好作出区分。这些人大抵是有道家气质的诗人，而在以道教为国教的盛唐，基本上文人都有这种气质。
李白还真是个道士，道士中写诗的还有吕岩，也就是吕洞宾，也是唐人。再后来北宋出了个宗师白玉蟾，诗作也比较多。但是这些专业道士的诗作意境上以修仙为主，而水平就差唐朝三李远矣。
更多的是禅理诗
佛教中有很多偈子，本身就具备了诗的潜质。“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之类的。佛经中印度语翻译过来就相当于文人的一次再创作，而正是佛经的翻译让曹植发现了汉字音韵之间的关系，发明了“梵呗”，并以此奠定了中国汉字声韵学的基础，并最终发展出四声韵和平仄来。这个过程中就自然产生大量适合吟诵、流传的诗样经文。但是，这并不是禅理诗。
什么叫禅理诗？就是表现出“禅理”的诗。
那么“禅理”是什么？在大众理解下，只要是与佛学义理有一点关系的，即为“禅理”。至少在定义“禅理诗”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这么宽泛的。
“禅理诗”所表现出来的“禅理”，也无非是“空”、“静”、“灵”以及不染尘俗、恬淡心境、看淡生死之类，并不必有太深刻的意思。如果一首禅理诗，过于深刻地阐叙佛教义理，需要普通信众苦修才能参透，这种诗也只能存在文献或者大德的研究之中，在民间无法流传起来，也就算不得简单易懂的“禅理诗”。
除了佛学义理有关，那些在字面上体现出“寺”、“钟”、“僧”等寺庙相关的环境、器物、人物的，并带有空寂恬淡意味的诗，也被称为“禅理诗”。“禅理诗”由此成为一个诗歌门类。
在这么宽泛的分类下，能确定的一点是，这是从思想内容来进行分类的，指的是诗歌描写的对象和表达的情感。
游仙诗与玄言诗
而题主说的山水诗中的禅道意象，其实从根源上来说两者并不是从属关系。
禅理诗，也就是说理的诗，在春秋战国就出现了，远远早于山水诗的诞生。
最早、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道德经》了，老子用朗朗上口的韵文给大家讲了一些玄而又玄的道理——这其实就是“言理诗”。魏晋玄学的兴起，“言理诗”变成了爱讲道理的“玄言诗”。
而诗词神秘学的先行者，对神仙的追逐，想象，描绘着，是写《楚辞》的屈原，他是“游仙诗”的祖宗，曹植继承了游仙诗特色并发扬光大。在魏晋乱世中，文人们辞官不受，四处求仙，在游仙诗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出人物诗，风光诗，也就是山水田园诗派渐渐成型。
陶渊明、谢灵运时期，山水诗的写作都逃不开玄学小尾巴，在描叙完风景、事物之后，最后总要加上几句讲点大道理，这就是“玄言诗”的后遗症。这种情况，直到谢朓，才真正发生改变。还山水本色，直抒胸中畅意，用意像去感染读者，不再强行讲大道理。进入盛唐，山水诗才真正独当一面。
山水禅理诗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更发展到最高峰。由于南北朝时期的佛道合流，诗人对这些都有哲学意味的宗教思想是包容的，并没有把佛、道思想区分对待。所以那些有玄学意味的“玄言诗”，同时包括了佛理和道家思想的表达。
当唐代信佛、研究佛学成为文化圈子一种习尚，尤其禅宗发展到新高度的时候，诗人们用诗来表达一下佛理、禅理，就成为一种自然的事情。经过了“游仙诗”、“玄言诗”的训练，山水诗、田园诗尤其寓情于景的手法的成熟，优秀的“禅理诗”不再像当年“玄言诗”那样枯燥无味地说教，而是把各种禅机隐藏在山水意象之中。
“禅理诗”实际上就是“玄言诗”的升级版，表现为思想内容上转向禅理，而手法上更加注重艺术性。也正因为如此，“禅理诗”并不能完全脱离“山水诗”、“田园诗”而独立存在，不像“玄言诗”和“游仙诗”那样泾渭分明。
在唐人的山水诗中有很强的的禅道意味，就是这个原因了。其实这种诗并不是简单的山水诗，而是在偷偷给你讲道理的禅理诗。
禅理与修行状态的联结，导致后来只要是描写“空”、“灵”、“静”这些状态的诗也都被归入禅理诗，同样，只要是描写这些意象的诗也会被认为是有着禅道意味的山水诗。
比如王维的《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其实就是一首写景诗，可正是因为有着空灵，幽静的意境描写，读起来禅味十足，你要说这是禅理诗也没有问题，可实际上不过就是作者隐藏的人生态度通过他笔下的写景给你的错觉。
不过这种错觉，是美好的，让人沉思的。这就是好诗的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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