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一个八卦，《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书名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儿子尼各马可。
开篇提供给我们三个了解亚里士多德的理由：第一，无论他的世界与我们的有多么不同，许多他提出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第二，他的思想在形成我们的观点和观念方面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比如关于知识的不同主题，关于经验的重要地位；第三，他自身注重实际、同时对理论问题又非常敏感的天性。哲学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对永恒问题的不同角度、不同方式的追问和阐释，而非盲目的创新，这正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伟大哲学家思想之魅力所在。
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可分为理论的科学（数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修辞学）、创造的科学（诗学）。
1逻辑学
逻辑学包含《范畴篇》、《解释篇》、《前/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主要是以三段论为核心的论述。亚里士多德提出证明一个论题的起点和前提在于公理、定义或假设这些条件，“科学解释必须采取被各种结论阐明的结论形式，结论必须逻辑地从前提得出，”否则三段论就不是一个科学的证明。
康德曾经比较前者的“形式逻辑”和自己的“先验逻辑”之区别：形式逻辑只关心逻辑形式的正确性，而不关心内容，它不关心三段论的那个前提，因此是空洞、无内容的；而先验逻辑拷问前提，关心内容。前者只具有正确性而无真理性，后者吸收了形式逻辑的正确性，同时具备真理性。但是我们从上面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发现，他同样关注三段论的前提，认为科学解释的起点必须基于这样的前提。如果不是我的理解存在偏颇的话，那么康德的指责也许也存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误解。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今天把自然科学视为对自然系统的经验研究，而亚里士多德所指的“科学”更类似于对确定和普遍知识的追求。
辩证法与科学三段论的区别。
辩证法是发现一种方法，“使我们从可能的前提论证任何被提出的问题，使我们自己在考察中避免自相矛盾”（请区别于人们常常基于相对主义而不自觉运用的庸俗辩证法，这导致无穷倒退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害处多于益处。），它的前提只在“可能的”意义上合理，因而为人所接受；而科学的三段论要求“直接和确定的”前提。因此前者的结论也是可能的，后者却是确定的。
2形而上学
形式和质料的区分是形而上学的核心主题，质料是事物由以组成的物质，是事物的潜能；形式是事物之所是的过程、缘由，是使事物的潜能转化成现实的力量，它使事物趋向于发展。
这里存在一个先后的问题，也是在很多哲学议题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思维方式。我们在通常的理解中大多认为首先存在一个东西，然后才可能考察它的属性，因此质料应该是事物的第一因素，先有质料才有形式。比如一件衣服摆在那里，这时我可以说衣服是“红色的、羽绒的、轻薄的”。
哲学讨论与事实现状阐释的冲突很多时候在于我们没有区分“时间在先”和“逻辑在先”，质料对于事物是“时间在先”，而形式对于事物是“逻辑在先”，哲学议题大多要在逻辑层面来讨论。对于这件衣服，重要的不是质料，而是它之所以是“红色的、羽绒的、轻薄的”形式，即使衣服被烧毁了，质料消失了，但它的上述特性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也就是说，形式是事物更重要的方面，是事物之所以如此的更根本的原因，是“逻辑在先”的。如果用人来举例子可以更好的体会这个差别，我们区分一个人的根本特性不是源于体格、长相、气味的差别，大多时候是基于性格、品行、本质的考量，这正是人的“形式”，对人来说更根本性的东西，一个言而无信、撒谎成性的人我们唯恐避之不及，就算他貌比潘安也无济于事，这说明“形式”重于“质料”。
同时，质料和形式是不可分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要素，因此不存在无形式的质料，也不存在无质料的形式。
形而上学研究真理、实在、本体，研究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因，追求“第一原理”，即因果链条上最初的原因。不矛盾律是一切原理最基本的起点。
关于本体，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错误是把事物由之构成的质料当作本体，柏拉图的错误是把一般形式当作本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都成为了有依赖的存在，因而不是本体，本体应该是一种“基本存在”，是终极的主体，是独立的。
3心理学
在这里，我们获得了关于“形式”更详尽的说明。首先，它是本质，是事物必须是其所是的特质。其次，它是现实性，一块青铜作为质料只是一个潜在的雕塑，当它获得雕塑的形式时，它才成为现实的雕塑。一个想成为王羽佳一样优秀的钢琴家的小孩，我们说她具有一种“潜能”，她只有数十年持久的练习、拜师、从失败中复苏前行，在一系列的过程中依赖这种“形式”才有可能将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第三是根据功能，王羽佳的功能就在于她的弹奏技艺，这是她“形式”、本质的体现。
4伦理学
在形而上学中对第一因的讨论找到一个不动的推动者，永恒的本体，本质是善的“神”，这样不可避免就进入到了伦理学。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自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只是作为一个悬设，因为在理论理性中如果没有第一因，整个因果链条就会坍塌，无法自洽。但是到了《实践理性批判》，自由成为一个理性的事实，自由仍然是像本体一样不可认识，但实践理性的核心并不是认识，而是行动，正像一本书名所说，《哲学是做出来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同样强调实践的核心地位。
伦理学只有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其二，“当问题不明显的时候，我们怎样确定什么事要做的正当的事？”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涉及个人，就是伦理学，涉及社会，就是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把理想的品质称作“善”，过分或不及的品质称作“恶”。这种善恶观不同于我们通常基于道德考量的“善”，它没有道德意味。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与儒家思想没有关系，也并不意味着适度和平庸，而是说表示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场合做理想的事。勇敢的人在有利情况下进行战斗，在过分激烈时抽身而退，他也可能战斗到死，那只是因为知道何时走极端是必须要做的理想的事情，然后能够去做。
“中庸并非总是处在某个特定范围的中心，有时它更接近某范围的极端终点；有时对其他人而言，它又可能处在另一终点。中庸是一个在移动的点，具有美德的人能够击中这个移动的靶子。没有人能够理想到足以每次都击中它，但那些优秀的人，比那些平常的、中庸的或堕落的人更经常地接近于击中它。”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具有的善越多，就可能越幸福。但是“假如我们为了更幸福而有意识地设法去做出善的样子，那么我们就不会获得它们。……要成为勇敢者，这人的行为必须出自勇敢的动机，而不是出自更幸福的动机。如果某人成就了勇敢，那么幸福将作为副产品接踵而至，但是，幸福不是一个人能够直接成就的事。很明显，只有当我们不去过多地考虑它时，它才会实现。”这类似于康德的“为道德而道德”的观点，我们只有将道德本身作为目的去行动才是真正的道德，如果因而幸福，那是我们应得的；如果不幸福，我们并不改初衷。一个棋手只有专注在棋盘上才有可能得到冠军，如果尽想着冠军而忘了棋艺的专注，没有人会以为不是本末倒置。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区别在于：前者要首先搞清楚“善”究竟是什么，如果人知道了善的知识，自然会去实践它；后者则看重实践，过善的生活，做正当的事，而理论知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一个棋手，看遍各种棋书却从不去下棋，我们说这是荒谬的，他并不必然会成为一个一流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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