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寒夏
1957到了，这似乎是个不吉祥的年头。
3月，弟弟来到人间，这是我家的一件喜事，父母都高兴万分，我的“幸福指数”却有下降的苗头，除了帮母亲照料弟弟，还要分担一点家务，比如给弟弟泡奶粉之类的，这对只倒过尿盆挖过野菜的我来说，绝对都是高难度的技术活儿，干的越多，犯错就越多，犯错多，被母亲唠叨的机会就多。母亲脾气似乎开始变坏，我也开始变得不乖。
不吉祥的气氛像天上的黑雾，越聚越浓，夏天到了，我们的大家庭却笼罩着霜降般的寒冷。
首先是父亲和爱吹牛的王管教、说话结巴的郑政工、手指头短会吹口琴的沈大夫、伶牙俐齿又漂亮的赵护士，都开始频繁的开夜会，晚饭后串门吹牛聊大天的固定节目被取消了，往日的快乐和温馨慢慢消失，每个人的心头都像被浇了一瓢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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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听到他们散会归家时的长吁短叹声，王管教除了叹气喝酒，还时不时地吼上几嗓子京戏，那京戏我听犯人唱过，王管教却唱得南腔北调呜呜咽咽的，一句也听不懂。
后来的会越开越长，有时要开到深更半夜，好像大人们都出了什么事，饭做得越来越简单，吃饭时也不再互相送菜，碰了面打个哈哈应付一下就静悄悄回到自己屋里，弄得孩子们一到吃饭时，也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日子过得越来越没趣。
一天半夜我已睡熟，被父亲回家的开门声惊醒，然后就听到父母断断续续的对话。
母亲：“怎么又这么晚？”
父亲：“唉，老王出事了，出大事了。”
母亲：“挺好个人，能出啥事？”
父亲：“他的嘴太不老实了。”
母亲：“他讲的战斗故事都是编瞎话？”
父亲：“前些天开会，他给上头提意见，还说什么卸磨杀驴之类的浑话。”
母亲：“提个意见也不行？”
父亲：“就老王那张破嘴，像开机关枪似的，突突突地开了好几个晚上，赵护士不让他说，他就是停不住。”
母亲：“说卸磨杀驴也不行？”
父亲：“他是讽刺上头呢。”
母亲：“卸磨杀驴能讽刺个啥啊，谁家驴老了不杀？”
父亲：“唉，老王还是太实在了，上头让你提意见你就提？上头你能惹得起？”
母亲：“上头是谁啊？”
父亲：“上头就是上头，不是谁。”
母亲：“老王还提什么意见了？”
父亲：“算了，别重复了，重复多了就变成我说的了，你又听不懂。”
母亲不说话了，她的确不太懂，我就更不懂了，什么上头下头的，什么杀驴杀马的。
沉默了一会，父亲轻轻叹了口气，说：“告诉孩子，以后长大了要多干活，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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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被窝里偷听的这些话,我似懂非懂，父亲说的“以后”，对我来说很遥远也很朦胧，长大以后，多说话少说话的，我能自己说了算？
忽然传来王管教家里的吵闹声，深更半夜的，这可是我们温暖大家庭破天荒的第一次。
奇怪的是，没人去劝，大家似乎都睡着了，我却听得很清晰。
声音清脆又有点嘶哑的，是王管教的媳妇赵护士，只听她说：“人家都不提意见，就你逞能，一瓶尿水子（酒）也堵不住你那张破嘴，逼逼逼、叭叭叭地提个没完，你说你傻啦吧唧的，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听不见王管教的声音，不知他的大嗓门哪儿去了。
又听赵护士说：“上头让你提意见你就提，别人都不敢，就你敢，你说你算哪根葱啊？”
还是听不见王管教的声音。
赵护士又骂道：“有的人平常装的像个好人，关键时刻就他妈逼的翻脸”。
看样子，赵护士好像不骂到天亮不算完，我索性也不装睡了，爬了起来，父母赶紧示意我躺下睡觉，我只好再次装睡。
母亲有点疑惑地问父亲：“这回是骂谁？不是骂你吧？”
父亲说：“别瞎猜，她是骂老郑呢，唉，老郑也真是的，批判老王一点也不留情面。”
母亲却说：“要我看，都是你们开会开出来的，没事老点灯熬油地瞎开什么会啊”。
赵护士的吼声又响起来：“你说话啊，往后怎么办？这熊日子还过不过了？”
还是听不见王管教的声音，不知道他是不敢说话，还是声音太小听不见。我很想听听小狗子的声音，却一点也听不到。
母亲对父亲说：“你去劝劝吧。”
父亲却说：“这种事怎么劝啊，又不是因为家长里短的事吵架，是因为搞运动，等她骂累了就好了。”
渐渐的，赵护士的声音没了，看来她真是骂累了。
父亲说：“没事了，睡吧。”
突然，传来乒乒乓乓一阵乱响，好像有人在砸东西，我猜，一定是赵护士。
这下母亲挺不住了，披上衣服出了门，我赶紧爬起来，随父亲走出去，发现沈大夫也出来了，唯独见不到郑政工一家人。
只见赵护士披头散发的，她已经打开了大门，外面黑乎乎的，像个深不可测的大黑洞，什么也看不见，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只手拽着小狗子，一只胳膊挎着个花包袱，王管教穿着个大裤衩，扯着赵护士的衣襟，也不说话，只是把她往屋里拽，小狗子哭哭啼啼地不知该往外面走还是该回屋里。
沈大夫劝慰着：“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有啥大不了的天亮再慢慢说，你看这外面黑咕隆咚的，你往哪儿去啊？”
母亲也赶忙劝说：“你不怕狼把你叼走，小狗子也怕啊，你就舍得孩子？”
父亲：“老王就是多喝了几口，多说了几句，没啥大事。”
赵护士这才哽咽着说：“没啥大事？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我懂，大事在后头呢。”
父亲又说：“有事也得俩人一起顶着，你们一走，剩下老王孤孤单单一个人，你就真不心疼？”
这话似乎打动了赵护士，他看了看小狗子，默默跟着王管教回了屋，突然她一转身，从地上捡起半块砖头，摔在了郑政工家的锅台上，“咚”的一声，大铁锅发出一声闷响，那砖头滚落到地下又撞在郑政工家的木门上，发出咣当一声响，郑政工屋里静悄悄地没一点反应，好像睡得很死。
沈大夫揉着惺忪的睡眼，对我们摆了摆手说：“回去睡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回屋后，父母都不再说话，不知他们是不是真睡了，我倒是真睡不着了，刚才小狗子哭哭啼啼的样子很可怜，他家要是真出了大事，我以后跟谁玩啊？
我们这房子本来不大，四户人家都离的很近，房子的间隔墙也很薄，谁家说话声音大点，别人就能听见，可我不懂，刚才那么吵闹折腾，大丫为什么不出来呢，她平时不是和小狗子玩的挺好么？她爸她妈也真不够意思，真能睡那么死？我有点不信，可又不明白他们是为什么，只是感觉那一夜很长很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尝到睡不着觉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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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王管教家没人做饭，母亲给了小狗子一个馒头。
男人们照常去上班，赵护士也梳洗一番，利利索索去上班了，眼睛却肿得像两个灯笼。母亲和郑政工的媳妇照常忙家务，但她俩好像事先商量好的，都不说话，各干各的，大丫干脆躲在屋里不出来，小狗子到我家来了一次，却不说话，默默地呆了一会儿，就蔫头蔫脑地回了自己家。
午饭做的也很无趣，王管教家没人做饭，其余几家也没互相送菜，小狗子想到我们家来吃饭，被赵护士大声吼了回去。
虽然是盛夏，却感觉整个房子都冷嗖嗖的。
我家午饭吃得也很闷。
父亲慢吞吞地对母亲说：“老王正式定成右派了，昨晚赵护士就知道了，不然她不会那么发疯。”
母亲有几分懵懂地说：“我说的呢，右派是啥意思啊？”
父亲淡淡地说：“就是犯错误了。”
母亲：“不就是给上头提点意见么，总不会变成犯人吧？”
父亲沉吟片刻，一脸乌云地说：“还真说不好。”
母亲说：“他当了犯人要是归你管，你可对人家好点，以前处的像一家人似的，咱不能翻脸不认人。”
父亲摆了摆手说：“不容易，哪有那么巧的事。”
母亲不禁叹息：“唉，人要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
父亲忽然看着我，一脸严肃地说：“记住，以后在外面少说话，看看你王叔，都是舌头惹的祸。”
父亲总是这样提醒我，提醒得简单又重复，我总是很懵懂，不说话怎么和别的孩子玩啊？但看父亲那严肃的表情，也就不敢说什么了，只能胡乱点头。
爱哭爱闹的弟弟，这天的表现也是怪怪的，居然没哭也没闹。
晚上，赵护士和儿子都没回家，也不知她们去了哪里。又过了几天，王管教也不知去向，再过几天，沈大夫也搬走了，父亲一直沉默着，我也不敢问。温暖大家庭就此解散，解散得神神秘秘稀奇古怪的，往日的欢乐算是一阵风没了。
我不懂右派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懵懂中能感觉到，说话太多的人就会当右派，当右派就没好果子吃，就会倒大霉，想过好日子，就别多说话，问题是，不说话真的很难做到啊。
再也看不到王管教表演快板书了，也听不到他吹牛了，我也没见到小狗子是怎么离开家的，我猜想他一定是一边走一边哭哭啼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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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忘的是沈大夫，他离开时提着个很旧的皮箱子，他曾说过，那皮箱子是爷爷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皮箱子里装着他的全部家当，他一步一回头地走出屋外，我默默注视着他。父亲一大早就去上班了，母亲和我站在一起目送他远去。一想到再也听不见他吹口琴了，我眼睛就有点湿，没想到，沈大夫走得快没了身影却又转了回来，看我和母亲还站在原地，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个小包包，我知道，那是他的宝贝口琴。沈大夫摸了摸我的头，把口琴塞进我上衣兜里，说：“给你了，慢慢学。”
父母一向不允许我要别人的东西，这次母亲却没阻拦，我也就默默接受了。
我是天生的音盲，没学会口琴，还把沈大夫的口琴弄没了，但我一直难忘他离开的情景。长大后，我曾和父亲探讨过沈大夫，他是个大学生，属于当年反右时的高危人群，为什么没文化的王管教中了招，沈大夫却安然无恙呢。
父亲说，沈大夫是个怪人，他的内心别人很难了解，他好像只关心两件事，一件是他的病人，另一件是甩了他的那个女人，政治上的事他从来都漠不关心。
我想到沈大夫送我的口琴，口琴寄托着沈大夫对那个女人的全部思念，只有口琴才能抒发他内心深藏的痛苦，可他却当作礼物送给了我，而我不过是个小屁孩儿。此刻我才明白了沈大夫，一定是反右运动给了他巨大的震撼，虽然他没出事，却因别人的落难而看透了人生，不但看透了政治，连带着也看透了那个女人，他把口琴送人，是他告别过去重新做人的一种宣示。
我和父亲又谈到郑政工，父亲说，老郑人也不坏，可他是搞政工的，本来就有点升官的念头，运动一来，他就有了表现的机会。
我又想到赵支书，他可是二分场的最高领导，反右时他会怎么样呢。父亲沉吟一会儿就说，他不过是个最基层的小领导，反右那么大的运动，一个小支书能怎么样，他没借机会整对自己有意见的人，应该是个好领导，说完，父亲叹息一声：“都是凡人啊。”
是啊，都是凡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个小小的梦想，也都想安全自保，可惜啊。
我也常想知道父亲在反右时是个什么表现，我曾拐着弯问过父亲，他或者没听明白我的弯弯绕，或者故意不说。就我对父亲的了解，反右开会时他一定是躲在墙角，既不给上头提意见，也不批判放大炮的王管教，不出头，随大流，多干活，少说话，似乎是父亲的座右铭，在政治运动天天搞的年代，父亲还是有点做人的智慧，这种智慧既不高尚也不猥琐，是不得已而为之。
温暖大家庭破裂后，我们换了新家，结束了一屋四户的“群居”生活，住进了一栋六户，一户一间的新房子，依然是茅草土坯房。
反右过去了，一切又归于平静，太阳照样东边出西边落，人们见面又开始友好地打招呼，没受伤害也没互相撕过的人，渐渐的又开始聚在一起吹吹小牛，只不过谨慎多了，一谨慎，吹的就没过去有意思，我也失去了听他们吹牛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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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王管教和赵护士还是离婚了，王管教没当成犯人，回乡下种地去了，小狗子跟了赵护士，赵护士好像又嫁了个男人，那男人是个老蔫儿，不爱说话，不会吹牛，当然也不会表演快板书。
童年懵懂的我，心中一直有个谜团，大人们这是搞什么鬼呢？大家都好好的过日子，像以前那么快乐温暖，难道不好么？非要弄得吵吵闹闹鸡飞狗跳的，大家都难受才好玩么？
我觉得，大人们就是喜欢没事找事。
父亲依然早出晚归做他的管教，严格执行着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多干活，少说话，这让他在农场当了多年的先进分子。
我虽年幼，和谐大家庭破碎的经历却在我内心深处投下一条长长的阴影，但它对我的影响和对父亲的影响不同，对父亲的影响是直接的、简单的、肤浅的，那就是“闭嘴”，对我的影响就复杂得多，但时至今日，我也实在是说不出个一二三，只是觉得，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如人体本身，当和谐被撕裂，温暖被冷藏，一开始是很痛的，慢慢就会麻木，人们善良的天性会把伤口慢慢修复，只留下疤痕却没了痛感，如果一次次的再去人为的撕裂，人体的修复功能就会彻底丧失，到那时再去追求温暖和谐，就像把一个伤残老人恢复成健壮青年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让人人都伤筋动骨的事，真的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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