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讲过一则故事：
古代的一个闹市上，一个混混要买三匹布，每匹布八吊钱。付款时他却只拿出二十三吊钱，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卖布人和他理论时，这位混混还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
一位年轻人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找年轻人的老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请他主持公道。
老学者沉思了一会，然后说“三八就是二十三。”
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年轻人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学者因此受到众人的鄙视。
年轻人忍不住质问老师：“为何三八能等于二十三？”老师回答：“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年轻人这时恍然大悟，明白了老师重大义而轻小是非的良苦用心，内心惭愧万分。
老学者虽然表面上犯了错，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但是却因此保住了一个人的性命，这是一种宽容、隐忍的大智慧。于丹教授讲述这则故事，是为了说明中华文化的智慧和通达，在某些时候能够灵活变通，不认死理。
时评作家杨恒均博士对此却并不认同，他认为这种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与现代科学、法治精神相违背，这种所谓的“灵活变通”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是我们从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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