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种的是春小麦，每年惊蛰过后地皮化冻了，把年前运送到田间地头的农家肥均匀地撒在农田里。然后用牛、马、驴或者骆驼拉着摆耧犁地，使田地表层的土质松软以便播种。
小麦出苗到抽穗再到成熟，中间经过除草、拔燕麦、施肥、浇水，到麦子成熟收割，历时四个多月。夏收是许多家庭期盼已久的事情，我记得有些人家在春种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粮食吃了。经过了那个年代的人，对于“青黄不接”这个成语不难理解。粮食接续不上的人家只好东家借一斗、西家借一升艰难度日，眼巴巴盼着夏粮丰收。
夏收之前的准备工作有很多，比如轧场、磨镰刀、打要子、修缮木叉木锨、架子车等。这些工作中，只有镰刀是个人自备的，其他工具都是集体的。
打麦场的面积有几个足球场大小，大半年闲置期间的风吹雨淋，使得表面坑坑洼洼，杂草丛生。社员们用铁锹把坑洼处填平，清除杂草，然后引来渠水浸泡。待到水渗得差不多了，铺上麦秸杆，骡马驴拉着石磙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压轧。直到整个打麦场被压轧得光滑平整瓷瓷实实，那场面实在是可以用浩浩荡荡来形容了。
打要子是夏收工作的重要一环，所谓的“要子”就是用芨芨草编织的草绳的一种，它用来把割倒的麦子捆成捆。打要子的场面给我很深的印象，主要是因为它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一件体力活。
把头一年秋天收割回来，晒干储存的芨芨草在水里浸泡，然后放在一个大石头墩子上用木榔头捶打。富含纤维的芨芨草在潮湿状态下，经过木榔头反复捶打下，变得棉软了。然后几根芨芨草拧在一起，做成长短差不多的草绳，也就是所谓的“要子”。
打要子这项工作一般由年纪较大的人来承担，我的记忆里孙学仁和我四伯长年来就是干这个的。至于提了木榔头捶芨芨草这份体力活，一般都是贺奋韬和郑录明事。
倒不是因为他俩身强力壮，才被安排干这种体力活。而是由于贺奋韬是地主子女，郑录明是个油嘴滑舌的高中生。一个自暴自弃，一个自视甚高，处处与生产队李队长作对。人不报复人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个体力活当之无愧地落到了这两个瘦骨嶙峋的小伙子身上。
生产队长是实权人物，他俩明明知道被人穿了小鞋、受了打击报复，又能如何呢？工作还是要干的，不然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没有粮食吃，没有钱花。
于是，在我们的记忆里，贺奋韬和郑录明两人总是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抡着木榔头捶芨芨草。但是，他们嘴不饶人，照样浑话满天含沙射影地骂着李队长。李队长对他们的谩骂充耳不闻，照样给他们安排最脏最累的活。
那时候的我们都喜欢在生产队的饲养场玩耍，那里是生产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饲养场旁边是打麦场，还有主宰全体社员温饱的粮食库房、演节目开会用的“忠”字室，木工坊和修理架子车的也在那里。
饲养场前面长着五棵大柳树，伞盖一样遮阳蔽荫。每天在大柳树下，各自领了生产队长分配的任务奔赴田间地头而去。剩下的就是一些干技术活的人，比如：打要子的孙学仁和我四伯；补架子车轮胎的苏生兵；还有两位木匠大师傅。
那时候同龄的孩子很多，家里大人上地干活，我们就集中在大柳树下玩耍。春生老是提了弹弓打麻雀，玉宝娃最爱爬树，刚娃掏鸟窝是一把好手。
我从小就是一个安静的人，不敢用手抓毛绒绒的小鸟，爬树离地一米多就腿打颤。修架子车的苏生兵是个识字人，他觉得我跟那些捣蛋鬼不一样，于是，他老是给我讲故事、教我识字。我和他交往的多了就觉得他非常了不起，看他补轮胎熟练的样子也很羡慕。我当时就在想，我要是会修理架子车轮胎，就和苏生兵一样干的是技术活，将来就不会去风吹日晒到农田里干活了。
虽然说两个木匠师傅都是我的堂兄，我要给他们当徒弟肯定会答应的。怎奈我是个左撇子，没有我可以使用的木匠工具，看来只有修理架子车了。
回想起来，修理架子车，应该是我没上学之前就确立的人生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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