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专政是程家墩人，比我小四岁，六八年出生的。他的父亲自幼失去双亲，带着弟妹靠生产队救济长大的，自然没进过一天学校门。儿子出生时不知道怎么想起取了这么个有强烈时代烙印的名字。
虽说我们年纪相差不多，但对他一点也不了解。我出来打工后几乎就没见过他，也没听到他的什么消息，忘了村里有这样一个人似的。可见他是一个不被人看好或者说不被人看重的人，如一滴水夹在生活的滔滔洪流中，无声无色。
同在一个队里却不容易见面，难得一次的回家还是过年时候，走东走西的都在亲戚的圈子里。和他见过一次还是前几年，在上海的小镇上。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在街上打牌，聚精会神中，感觉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膀。一扭头就见到他，模样还能和老早的印象有点重叠，只是胖了些且脸色黝黑。我问他怎么到华新来了？他说是高明带来的。
高明和我同行，一天看不见我们这些牌友就急得慌的人。
我问他现在做什么？他大大咧咧地说，做水电，混口饭吃。又说，以后有什么事情照顾一下，都是家门口的人。我就报了手机号码给他，让他存下来，多多联系。我仍坐着在打牌，一会就觉得手机拍打着大腿，一阵一阵的。我说，你打的电话？通了通了。他笑呵呵地从眼睛前移下手机，这时我才想起，他的眼睛一直没别人的明亮。
高明其实不是来看打牌的，他取了个东西就走，专政又拍了拍我的肩，转身跟在高明后面出门，像个仆人。
我的头很快转回来。外面阳光白花花的，太刺眼，来来去去的车辆从光的世界里快速划过。
那天晚上回家我存了他的手机号码，发觉微信也是这个号，顺势也就加了。这只是个礼貌，说心里话，我有点不相信，一个眼睛不怎么亮的人，能把复杂的线路理清楚，让灯管发亮。
去年正月临返回上海的前夕想起该带箱鸡蛋，问母亲，她说专政家有，他养的鸡喂的都是玉米，小麦，和人吃的差不多，蛋黄打出来和散养的鸡蛋分不出两样。我问，他不在外面做水电活了？母亲说，养鸡哦，在“北大地”搭了鸡棚，好大一大片呢。
“北大地”是生产队时期就开始叫的一块地名，挨着邻村的小村庄，是块“鸡牲地”。
这是我真没想到的，更没想到去年夏天，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家里的电线不知道哪里坏了，灯不亮，电视也打不开。我接到电话，就着急，怕八十多岁的母亲摔跤。便本能地想起了专政，给他发了视频，他爽快的答应了，说马上过去看看，需要买什么再联系。当天他微信告诉我说是触保器坏了，花了几十元钱就修好了。
从那时起，他给我留下非常不错的印象。
六月份回家，我要买鸡蛋，不知不觉又聊到刘专政。母亲说，专政现在不得了，今年捉了八千只小鸡，还有二千只蛋鸡。母亲说八千只的时候，语气特别重，好像是说个天文数字般。我说那也够他们夫妻忙的。母亲说，是的，夫妻俩都能干，肯吃苦，去年买了给人家犁地的拖拉机，还有个加工厂呢，几个队里收的玉米，小麦都去他那里加工。
听了母亲唠唠叨叨的介绍，我忍不住想去探个究竟。
养鸡场在村庄后面，沿北埂之渠走几十米的小路，就看到有石子铺就的路面，拐过去两百米的距离就到了。
我没看到专政。眼前是三个高高的鸡棚：下面砌了一米高的砖墙，安着通风换气的窗户，砖墙上方等距离的金属支架，蒙着透明的塑料薄膜，像一个个时空隧道。大棚的北面是浓密葱郁的玉米地，地面上杂草早被母鸡啄叼干净，它们的利爪刨向泥土里。
一个正在忙碌的女人见我站在场地上四处张望，竖起身子问我有什么事？我忙说，是来买鸡蛋的，并报上了名字。原来她就是专政老婆，一个队里的人见面竟不认识，似乎有点难为情。她说专政送鸡蛋到街上饭店里去了，等他回来就让他送到你妈家去。还客气的叫我进去坐一会，我谢过。
独自走在石子路上，我竟然有些感慨：大路虽然平坦，选择上道的人多了难免拥挤，难免磕磕碰碰；一个人踩出的路虽然艰辛，但也自由自在，更有搏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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