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头外国人很多。
三万多名留学生，其中日本留学生就前前后后来过一万多。
留学生也能参加科举考试。仅仅在唐代晚期，得中科举的新罗也就是朝鲜世子就有50多名，科举制度实际上是文官选拔制度，因此，这些外籍士子也就获得了在中国担任官职的资格，他们确实也有不少留在中国做官。
朝廷对这些外国留学生和外国考生极为重视，几年前，西安出土了一个方形的墓碑，上面刻有墓志铭，墓主是一个19岁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长安去世了，中国皇帝居然亲自给这个外国留学生写了墓志铭。
因此，十几年前，西安市决定修复唐王朝皇宮所在地大明宫遗址，日本政府决定给基础工程出资援建。
有一位波斯人被唐王朝派遣到拜占庭帝国做大事，他的名字在中国史册中叫阿罗喊，阿罗喊既是波斯人，又是犹太籍，极有可能是一个居住在波斯的犹太人，他却是唐王朝的大使。
这个由此证明唐朝由于处于世界性的生活方式之中，一切界限都有可能消除。
这种世界性的生活方式又发生在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环境中。长安的朱雀大街宽155米，比巴黎的香舍丽舍大道还要宽30多米，长安的街道两边都安置了下水道，下水道边上种植类榆树和槐树，旁边还有一米宽左右的人行道。
长安城里划分成108坊，每当太阳下山之后，长安就宵禁了，把一个个坊关起来，市民只能在坊内活动。市民如果觉得不太自由，可以移居到东边的洛阳或四川的成都去。最自由的地方是南方的扬州，它已经是一个有大量外国船只来来往往的码头，而日夜的生活更是富裕发达，无拘无束，因此，“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是很多唐代人的梦想。
就管理而言，长安城要比洛阳、扬州严厉得多，因为他是首都，同时也因为管理，它成了当时世界各国首都中最安全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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