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向左，胡适向右，简书向前

1915年，彼时正好是民国时代新媒体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微信的红利才刚刚开始，KOL也还没那么多。

老媒体人陈独秀搞了一个自媒体，叫《新青年》，凭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等一系列不断炮轰康有为等江湖老炮儿的文章，迅速拥有了第一批核心粉丝。

一年多的时间，《新青年》迅速成为一个大号，篇篇文章10万+。

自媒体做大了，当然就得像简书一样做平台，做孵化。陈独秀是个聪明人，除了自己是KOL之外，还特别善于发现、孵化新的KOL。

他发现的第一个人就是胡适。

1910年，20岁的胡适作为二期“庚款”的留学生，抵达美国纽约。从上海到海上，大西洋的海风迅速地吹进了他装满国学的脑子里，他立志要用要德先生和赛先生，改变腐朽、没落的祖国。

那时候有个小自媒体人，经常在他的小号里发表各种“不满25岁不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奇谈怪论，不断刷朋友圈。胡适看了很生气，觉得这比在朋友圈刷海外代购还招人烦，于是发文章进行反击，提出“文学革命”的观点，用白话文替代古文的革命。

这篇《文学改良刍议》首发在一个叫作《留美学生季报》的大号里，类似于现在的“北美留学生日报”，但这个号虽然大，文章却只在圈子里火。胡适的文章在留美学生圈子里被炮轰，但不久就沉寂下去。

做得了圈红做不了网红，那时候还没回国的胡适十分郁闷。正在这个时候，胡适一个老乡拉了个群，介绍他跟不断寻找新KOL的陈独秀认识。聊了几次微信之后，陈独秀确定这就是他想找的人。

陈独秀看稿的能力可不比咪蒙差，一眼看出这篇《文学改良刍议》要火。

果然这篇文章经《新青年》推送之后，立刻一炮而红，分分钟100000+。接着，陈独秀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甘愿做胡适背后的推手。

他的观点更为激进，除了完全赞同胡适提出的“八不主义”之外，还提革命的“三大主义”。

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曰：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跟现在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争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下火大发了。胡适迅速名声鹊起，圈粉无数。

青春热血的胡适在北平成为一个大IP之时，大他十多岁的周树人，正在北平的绍兴会馆里抄古碑帖，籍籍无名。

那时候鲁迅也是大号《新青年》的粉丝，还将自己看过的《新青年》文章推送给弟弟周作人，让他认真阅读。

后来机缘巧合，应陈独秀之邀，他成为《新青年》的编委。

1918年，他以鲁迅为笔名推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又一篇爆款出来了。

如果按照现在取标题的模式，这篇文章应该叫作“他哥要吃他，他邻居要吃他，所有人都要吃他的背后，真相究竟是什么？”

然后再咬牙切齿地配一句“不吃不是中国人”发到朋友圈和群里。

一篇小说依靠平台的能量如此轰动，鲁迅自己都有些蒙圈。从此鲁迅一发而不可收拾，从《药》到《阿Q正传》，从《孔乙己》到《故乡》，通过《新青年》平台的孵化，新一代IP“鲁迅”诞生了。

那时候胡适刚在北大站住脚。两位网红相见，惺惺惜惺惺，微信聊得十分频繁。两个人互相站台，鲁迅说胡适关于《红楼梦》的考证“最有力”，胡适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开山之作。

在《新青年》这个平台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那个时代的简书），集结了一大批像鲁迅、胡适这样的新文化战士，他们都呈现出反封建、反世俗的一致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念分歧越来越多，争论也越来越多。

1923年，胡适从《新青年》脱离出来，与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成立新月社，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前期他们一起做了个《晨报副刊》的号，后来又做了一个《新月》月刊，《诗刊》周刊，搞了一个文艺类自媒体联盟。

1928年 3月10日，《新月》第一篇推文的头条如是说：

我们舍不得新月这个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理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秤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

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坡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

纯正的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胜，可以消灭一切致病的霉菌。

你只须拨开一些污潦就可以发见它还是在那里汩汩的溢出，在可爱的泉眼里，一颗颗珍珠似的急溜着。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机会。

爬梳这壅塞，粪除这秽浊，浚理这淤积，消灭这腐化，开深这潴水的池谭，解放这江湖的来源。信心，忍耐。.........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

这个愿景在现在看来，颇有几分意味。

那时候的胡适越来越红，红得惊动了当局，连末代皇帝溥仪都召见了他，到了后来，连蒋介石都请他吃饭。他步步“高升”，跟蒋介石越走越近。

胡适与蒋介石走到一起是自然而然，他一直把欧美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当做是沉疴痼疾的灵丹妙药。而蒋介石政府里的人士，也大多是亲美派。

胡适的一生都充满了自由主义者的痛苦，当当局和他的政治理想发生冲突时，他支持当局，期待通过当局实现政治理想，当当局与他的政治理想发生背离，他就成为当局的“诤臣”。

他的独立意志的表达方式，常常是利用现政权的缝隙，或者说是利用已有的社会机制，来推动社会的变革。我们常称之为“改良”。

早在1919年，胡适就曾写过一篇爆款，叫《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篇文章引来李大钊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胡适似乎不为所动，依旧坚定他人生的走向。

鲁迅曾说：对欧美留学归来的人，有一种莫名的不信任感。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对于西方的人文精神相对陌生，他很少谈及英美一路的文明。

胡适那一批留美的读书人，他们的身上带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精英意识，以及“小资产阶级习气”，这是很多劳苦大众所忍受不了的。

随着胡适越来越从学术走向官场，随着新月社迁移上海，他们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粉丝越来越多，胡适的粉丝大多是改良派，鲁迅的则大多是革命派，粉丝之间的分歧和朋友圈之间的战争越来越多，他们终于从小撕变成大撕，彻底由朋友变成了敌人。

鲁迅的身上带着革命者的气质，他的笔是投枪，是匕首，虽然激进，却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粉丝数量众多，死忠粉多。站在劳苦大众的一边，鲁迅将胡适的行为视为“卖身投靠”，对胡适和胡适所在的新月派阵营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

他骂新月派骨干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气势磅礴，之后这种色彩的文字在新中国成立后铺天盖地，这是鲁迅所想象不到的。

而那篇著名的《拿来主义》，是他拿来骂新月派的骨干邵洵美的。

在《出卖灵魂的秘诀》、《算账》、《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鲁迅以笔为刀，一刀比一刀老辣。

从《新青年》出发，他们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网红之路，一个希望以科学和民主重塑国家，一步步右转，成为社会精英；一个希望抛头颅洒热血，“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步步左转，最终入了左联。

关于胡适和鲁迅的关系，后世有很多说法，有说“胡适是米饭，鲁迅是中药”，米饭是养人的，是活命的；中药是治病的，救命的。

曾经有人做过假设，如果当初鲁迅去了美国而胡适去了日本，他们的行为未必就没有可能翻个个。但是历史是没办法假设的。

历史从来不缺好的“辩题”，从“要不要办洋务”，到“要革命还是要保皇”，到“要革命还是要改良”。

在知乎有一个热门问题，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作者Kresnik的回答，深得我心。

不全盘西化无以救中国。体制的问题不解决，所有的改革都只是隔靴搔痒。所以戊戌变法走到这里就已经告以终结了。而日本的改革动到了根基：通过改革，日本传统社会结构的幕府体制解体了。

全盘西化则何谓中国。如果全盘西化，我们就不是我们自己了，所以我们总是进退失据，学得不伦不类。这就是日本在体制发生改变之后，不断把西方的东西融入到日本的特色中，走出具有日本特色的西化道路。

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进入一个新环境新领域，先必须将自己清零，完全将自己推倒重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完成重建，最终凤凰涅槃，一个全新的自我，格局更大、思维更开放的自我，建立起来了。

这么说来，鲁迅跟胡适，都没有错。首先必然要彻底地革命，在这个基础上在做温和的改良。

回望起这些民国人物，我忍不住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泪流满面。

就像我们今天在简书的辩论，从“要不要智能分发”，到“要相信技术还是要相信编辑”，到“如何通过技术不断改良”。

太阳底下无新事，不如读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