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年仅26岁的台湾才女作家林奕含自杀的新闻在网络上甚嚣尘上。
这场不幸始于13年前的一场噩梦—一个13岁的天真少女被道貌岸然的补习班老师诱奸。
人们扼腕痛惜，开始深刻思考林奕含之死背后所影射出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性侵害”、“性教育”等词汇又一次成为众人热议的焦点。
我猜，过不了多久，“林奕含”、“性侵”、“性教育”等词汇就会在人们的脑海中淡忘，像过去的很多很多次一样。
人嘛，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或者，只要厄运没有降临到自己身上，就可以高高挂起。
可是，亲爱的，如果有一天厄运不幸降临在你或者你爱的人身上时，你会不会觉得太晚？
又或者，当你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或者父亲，当你的孩子问你，“爸爸妈妈，我从哪里来”时，面对她们稚嫩的双眼你还要继续眼胡说八道——“捡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你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可笑？
不管会不会，我今天都要告诉你一个严酷的事实。
从2010年到2015年，15～24岁这个年龄段的艾滋病感染者正在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仅2015年1月至10月就新增感染者1.42万人，他们中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竟占到94%。
2016年，仅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害儿童的案例就有433起，与2015年相比，同比增长27%，在778名受害人中，女童遭性侵占92%，其中七岁以下的有125人，受害者年龄最小的不到2岁。
根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的调查，2016年，中国儿童性早熟患病率约为0.43%；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则显示，中国青少年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仅15.9岁，初次性行为避孕比例只有53.2%。
而英国《经济学家》网站 在2015年11月20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年轻人性知识缺乏致堕胎率居高不下”。
官方承认的中国每年流产数在1300万例左右，其中65%为20—29为女性，77%的受访者表示对避孕根本不了解。
国际生殖健康机构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表示，从药品公司出售到中国堕胎所用药物的销售情况来看，这个数字可能高达4000万。如此算下来，在中国，每有一个孩子出生，就会有2.5个孩子被流产。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缺乏安全的性行为之下，还有很多女性在忍受着反复流产。2015年10月发表在英国的《柳叶刀》杂志的一项研究称，在2013年流产的中国女性中，有37%的人是第二次堕胎，29%的人则是第三次或者更多次堕胎。
民政部公布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84.1万对夫妻，粗离婚率为2.8%，相比2002年中国粗离婚率仅有0.9%。13年来，中国离婚率一路走高，其中80后、90后正在成为离婚潮的主力。新近伤害懂得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在离婚案例中有半数以上与性有关。另有北京的一项调查报告提示夫妻离婚60%与性有关。导致离婚的性因素主要是夫妻之间的性观念、性生理、性心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看到这里你还会觉得这些事情可以被高高挂起吗？
这些数据绝非耸人听闻，都是经过专家、学者长期调查、研究所得。
这些数据背后都揭示了同一个问题，由于性教育的缺位、性知识的匮乏、性观念的歪曲，已经给社会上的众多群体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身、心伤害——性侵、性倾向歧视、婚前怀孕、人工流产、高离婚率……有的伤害甚至会影响终生，它几乎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再讲一个真实故事吧。
2012 年，福建泉州安溪县的一个17岁男孩儿 ，因为阴茎经常勃起，有时大白天在公共场合也会勃起，他因此感到羞耻、讨厌，遂在家中挥刀自宫。经过10多小时的手术才成功再植，脱离生命危险。
事后，记者采访了当地的一名心理咨询师，她表示自己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案例。她分析说，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心智正在发展期，并不成熟，大概他在学校没有学到性知识，不知道勃起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认为自己很“龌龊”，归罪于阴茎。据她研究，有不少男孩有过割掉阴茎的念头，但真正实施的是个别。
青少年是最纯真的，他们用敏感的心感受着周围世界对自己行为的评判，为什么一个人自然的生理反应会引起那么强烈的羞耻感呢？这反映了当前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氛围呢？
“认为一件事是坏的，就是使它成为坏的。如果我们认为某种激情是邪恶的和有害的，它们事实上就会变成邪恶的和有害的，基督教就是这样，通过每当信仰者春情发动的时候所感受到的良心的折磨成功地把爱神和美神变成了穷凶极恶的魔鬼和幽灵，而原本爱神和美神所到之处，理想的光芒闪烁，并且具有能够点石成金的伟大力量，基督教把人类必然的和经常发生的感情变成了内心痛苦的源泉，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内心的痛苦成为每一个人类存在的家常便饭，这难道还不让人震惊吗？”这是尼采对基督教反性、禁欲的严肃控诉。
我们当前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虽然不同于基督教的反性、禁欲，但是整个社会的性氛围也散发着浓郁的不良气息——谈性色变、难以启齿，民众对性的认知也大多是一知半解。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面对“我从哪里来”的疑问，父母之所以会做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捡来的”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回答，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害怕孩子在不该知道之后知道，知道了就去尝试；
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表示，这是当前中国家长在性教育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即总是用成年人的心理来猜测儿童。他们认为，在成年人眼里这是可羞的，因此也不能让孩子知道。
但这极可能使性成为孩子心目中的一个神秘又肮脏的小秘密。
正确的做法是用正确科学的语言进行教育。
第二，他们自己对此也是一知半解，根本无法用科学、准确的语言进行表述。
性教育的缺失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自宋明以后，伴随着程朱理学的传播，禁欲主义思想的弥漫，“存天理、灭人伦”的价值观被逐渐确立。性学内容开始退出正史典籍，散见于野史和小说，这样的情境在中国延续了近千年。
直至二十世纪，伴随着西方性学的发展，一些有着海外经历、思想开明的人士开始在国内宣传性学、性教育，其中尤以五四时期最为突出。他们号召破除性的神秘主义，打破性禁锢的传统思想，从而在国内掀起一股性的思想解放潮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提出重视国内性教育的开展。
他在1963年初卫生部召开的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中指出：“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给男女青少年，让他们能用科学的知识来保护自己的健康，促进正常发育。”10年后的1973年，他在病中指示道：“让青年懂得生理卫生知识很重要……这个问题是不该回避的，试图回避，不但会使之神秘化，有时还有不良的后果。”
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内环境，以及社会民众仍然受到中国传统两性观念的严重束缚——民众将两性关系看成是卑下且秽亵的，涉性问题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性教育的推行举步维艰。
直至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国内的性学研究、性教育也得到发展。
1983年， 吴阶平主编的《性医学 》面世 ；1992年 ，《中国性学 》杂志出版 ；1993年， 首都师范大学开历史先河设置“性健康教育专业”；1994年，中国性学会成立等等。 这一系列性学出版物、学科专业和专业协会的面世标志着中国的性学研究迈上了新台阶，也标志着我国的性教育事业开始破冰、发展。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国在性教育工作上虽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相较于近千年的性保守思想的影响，三十年的发展成果仍是米粒之珠，性教育工作在社会、家庭、学校的开展依然举步维艰。
由此看来，我们的成年人所能获取到的科学的性知识、正确的性观念也是极为有限的，更别提向孩子传授科学、正确的性知识了。
今年3月初，杭州萧山一名二年级孩子的家长在微博上吐槽孩子所在学校发放的《性健康教育读本》词汇露骨、尺度太大，并晒出含有“男女生殖器相关介绍”的图片。
不料，她的微博引发了一场有关小学生性教育的争论。一时间，中国青少年儿童性健康教育的话题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尽管这位家长几天后删帖并再次发微博澄清自己并非质疑性教育读本的内容尺度，但性教育本身作为一个热点话题已迅速发酵。
6天之后，迫于大批“守旧”公众的舆论压力，校方收回了这本儿童性教育教材。
一份严格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编写的小学性教育教材却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质疑，其背后暴露出来的是我国性教育滞后带来的全民困扰，以及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尺度难题。
针对此事，有记者专门采访了联合国人口基金性教育项目负责人陈建中先生，陈建中先生在接受采访时首先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你认为的性教育是什么?”
“性别认知、生理卫生、性行为方式、避孕方式、拒绝侵犯、疾病预防。”记者自信地回答道。
但是，陈建中告诉记者，联合国推荐的性教育的英文并不是Sex education，而是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全面性教育。
一个真正有效的性教育，不仅要帮助孩子获得人类性行为、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等方面的全面准确的信息，还要培养他们日后能够为自己的性活动做出知情选择而需要的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的能力、保护好自己以及避免侵犯别人的能力、塑造正确价值观的能力等。
这是国内首个根据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研发的性教育教材，其背后除了有国际经验支撑，编写组还根据多年的教学实验结果，以及中国孩子的发展特性，进行了本土化修改，内容涉及儿童性发展各个方面，是全面、科学且严谨的。
“接受全面性教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需要。”陈建中强调。
性教育在中国应该是一项全民学习运动，父母在上一代错失的性教育机会，理应在这一代补回功课，同孩子一起学习、成长。只有打破传统的守旧思维，才可能避免性教育缺失带来的重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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