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哥是我的同事,是一名数学老师。因为不在一个学科组,更多时候我们是在球场上相遇。他比我大十多岁,个子也不高,但是每次在球场上我都无法在他身上占到便宜—他太能跑了。三年多来,我们的交往并不深厚,仅限于球场和早餐店,每天七点之前,他都会提着饭盒到早餐店带走一份稀饭,两个包子,有时是一碗凉面。
如果不是在酒酣耳热之际听到他的故事,可能我永远都会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同事,保持谦和而礼貌的客气。如同我们在街头偶遇的各色人群,单纯地将其标签化,没机会,更没心思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哥在重庆读大学。重庆多山,很少有一条笔直且平坦的道路,空手而行还好,倘若提着几个包裹或者大行李箱,爬坡上坎,实在愁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喊的“棒棒儿”,或者是挑夫这一职业应运而生。他们肩上横着一条扁担,扁担一头压着一家老小的生计,另一头挑着对于琐碎生活的忍耐和沉默。
张哥少年丧父,又是长子,很早便开始分担母亲养家的重担。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弯着腰从幽暗而潮湿的煤道里拖出来的。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四里八乡的亲友都赶来瞧个新鲜。成为一名大学生,将来以干部身份吃国家饭的愿景没有撑起这个家庭几天笑颜,背井离乡的生活及高昂的学费便让他们一家人愁眉不展。张哥白日里在砖窑拉土坯,晚上爬在煤道里一筐一筐地往外边拽煤,好在生活没有压弯这个年轻人的脊梁,他硬挺地走进了大学校园。
巴山楚水的秀美及新鲜的校园生活来不及细嚼其味,不久之后,新的问题横亘到他面前—如何在青年人面前,尤其是一些异性面前保持哪怕一丁点儿的风度?除了一身中山装、一件的确凉衬衫,张哥再没有打扮自己的行头了,甚至,连饱腹都成了眼前的一座大山。
走街串巷寻找活路的“棒棒儿”引起了他的注意,不久之后,他脑袋上压着一顶草帽,肩上横着一根扁担,步履盘旋在公交车站及离校稍远的热闹场所。
如果画面仅仅停留在这里,若干年后,张哥的故事也不会引起我太大的注意,毕竟日子过得紧的时候,勤工俭学是那个时期的常态。偏偏有这么一天…
那一天实在等不来活路,他又是一个软面子的人,舍不得缠着路人谋求活计,他就跟着几个“同行”走到了码头。朝天门历来是货运重镇,两江汇流处,磨光了多少贩夫走卒的脚底板。一艘一艘货船停靠之后,挑夫们支好案板,从船上往下来卸货,趁一个老哥缓一口气的空档,张哥问了一下他们一天的收入—从船上卸一天货,抵得上走街串巷打三天零工。一个周末就可以赚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倘若节约些,还可以往家里汇点款。张哥打定主意,径直踏上案板开始扛麻袋,那艘船运的是黄豆,实沉沉一麻袋少说也有一百多斤。好在张哥不是软性子的人,脊背上的磨掉的死皮也够厚实,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将五指紧紧攥住麻袋的一角,咬着牙往下来扛。没几个来回,便被一群人拦住了。
“山有山路,水有水路。山路不划船,水路不靠鞭。儿娃子,你走的是哪条路哟?”人群中一个皮肤黢黑,身材精壮的男子问到。
张哥听不懂行话,立时愣在那里。
“扛麻袋当挑夫,是码头赏饭。码头赏饭,我们就得拜码头。儿娃子,你拜的是哪座码头?”
张哥隐约感到了来者不善。
“都是穷苦人家,用汗滴子换麦米子。你娃儿莫要抢了别个的生计哦!”
张哥意识到自己闯入了人家的地盘,白忙活了半天。
张哥刚想说什么,人群中闪出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上。
张哥拾起来时拿着的扁担,斜横在胸前。
“你们人多,老子知道打不过。但是,老子今天把话摆到这儿,你们谁敢第一个动手,老子专盯你狗日的,弄死你!”
张哥攥紧了扁担,红着眼喊到。
人群把他围了起来。
眼看冲突就要爆发,人群中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短须男人,盯着张哥说道:“你娃儿莫不是广元的?”
张哥迟疑着,点了点头。
“广元哪儿的?”
“苍溪”
张哥刚答完,短须男子哈哈大笑,朝他走过来,搂着他的肩膀说道:“小老乡,快叫大哥!”
问清了张哥来码头的原委后,短须男子保住了他,从此以后张哥周末就来朝天门扛麻袋,有时带着几个舍友一起过来赚生活费。
转眼到了来年,一天,张哥收到了妹妹写给他的一封信,张哥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信里这样写到“哥,就要收学费了,妈生病了老是不见好,三娃子也要上初中,我想我还是不去上学了。”
信的字数不多,但字字如钝刀子割肉,张哥一夜未眠。天还没放亮的时候,他喊起了几个室友,大家东拼西凑下来不到一百块钱,张哥捏着手里的钞票说,“今天晚上不管我回来是什么样,都不要给外人说我出过门。晚上要是能还得清各位兄弟伙的钱最好,要是还不上,就请各位兄弟伙多担待。”
说完,拉开寝室的门走了出去。
晚上回来的时候张哥不仅把每个人的钱都还清,还请室友们出去吃了一顿火锅。
三五杯酒下肚,张哥哭了。室友们连忙问到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张哥含糊不提。
我急忙催着同事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同事说,张哥拿着钱走进了麻将馆,把桌上三个人的钱都赢到手,又原封不动地发给他们,重打一回。众人输得心服口服。
后来,我知道了张哥每天早上买好早饭,是带给她正在读高中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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