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在大明的基础上大规模开疆拓土。大明在其晚期的疆域，基本局限在长城以南，大约只相当于收复了幽云十六州的北宋再加上大理国和小半个西夏的领土。 大清在1640年入关，自带东北与内蒙古，1660年代扫除南明政权，1680年代攻克郑氏台湾，1690年代击败准噶尔汗国收服外蒙古，1720年代再次击败准噶尔汗国收服青藏，1750年代最终灭亡准噶尔汗国，收服新疆。
这个历史时段，西方列强正在展开大航海，推动远洋贸易，俄罗斯则越过西伯利亚正奋力向东方不断推进；大清也在亚洲内陆扩展着帝国的疆域，征服了广大而又极为多样化的领土与人口。 统治这样复杂的帝国，需要高超的统治技艺。大清继承了大辽开创的二元帝国治理技艺，并更进一步发展，
在不同的文化-生态-经济区采行不同的治理方式，最高统治者也以不同的身份面目出现，东亚大陆多元体系的整合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原地区主导大清的财政秩序，其提供的庞大的中央财政使得大清统治者可以对八旗进行直接管理，将军事贵族赎买掉，从而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统治者在此以皇帝的身份出现。
满蒙主导安全秩序，因冷兵器时代的草原骑兵是最具战斗力的部队，统治者在此以大可汗的身份出现。 藏地以其精神力量驯化蒙古，尤其要驯化不是作为臣属而是作为准盟友存在的外蒙古。藏传佛教的信徒一般都会从属于某一个寺庙，牧民可以移动，但寺庙无法移动，于是蒙古游牧民的游牧半径便被寺庙固定下来，从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定居化；没有了高度机动性，则其对定居帝国的冲击力就大幅下降，大清以此避免当年大金被成吉思汗击溃的历史重演，所以康熙曾说“一座庙胜十万兵”。 统治者在藏地以文殊菩萨转世的身份出现，并且藏、满方面都曾有人进行“考据”，证明“满洲”一词与梵语“文殊”发音极像，应是同源。
回部则提供帝国整体的安全战略空间，因为外蒙古与回部在军事地理上可以说是同一个空间，所以左宗棠在塞防海防之争中，坚定地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汉满蒙回藏各得其所，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满蒙回藏人数少，但权重并不低；汉族人数多，但权重并不更高。
它们通过大清皇帝的多元身份而获得统一，多元帝国实现了内在的均衡。大清帝国还建立了多元互构、相互依赖的帝国治理结构，将各种中介性因素作为治理的依托。
比如在台湾，依托熟番平埔族统御汉人和生番高山族，平埔族即汉人与高山族的中介性要素； 在蒙部，以皇帝直辖的土默特等内属蒙古诸部统御其余诸部，内属蒙古即满洲与外藩蒙古的中介性要素；通过黄教统御蒙古，却又严令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和章嘉活佛必须从藏地转世，而不得在蒙古地区转世，以这两大活佛系统作为藏与蒙的中介性要素。
中介性要素由于其跨界性的身份，可为两边所认可，但也会为两边所排斥，于是中央对中介性要素的支持，会使得其对中央保持高度忠诚；而一旦任何一边对于中央的统治有反抗，则中央可以联合起中介性要素与另一边，来压制反抗者，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二比一的关系，统治便更稳定。 而大清皇帝本身研读儒家经典比中原人士水准还要高超，同时不忘骑射为本，也成为满汉乃至帝国的根本的中介性要素。
从整个帝国的层面上来说，帝国以蒙古为中介，西南联雪域，西北治回疆，以满洲为中介，西和蒙古，南并中原； 以来自森林和草原的渔猎-游牧者为担纲者，中原的儒学终于外化为冷兵器时代的大陆帝国所能够拥有的最具普遍性的形态，并以此来规范帝国内部各部分的政治意义。
大清皇帝的身份在这里有了二阶属性，一阶是面对中原的身份，一阶是超越于所有各种身份之上的帝国一统性之象征。 儒学因此也获得了二阶属性，一阶是作为中原的文化内核与日常伦理实践的基本规范，这一阶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化性的；一阶是作为整个帝国的精神统一性之象征，这一阶从本质上来说是政治性的。 儒学及在其正统论之下所形成的历史叙述，成为帝国内部各种文化所共享的统一的精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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