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有人骂他，说他是“卖国贼秦桧”，每每于朝廷战败之际就去和外国人谋划割地赔款之事，将国家利益拱手让与列强，毫无血性和气节；也有人敬他，说他是撑起那个老化、破旧的国家机器继续运转的重要引擎，为了国家和民族危亡不顾天下谤言，负重谋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比“蜀汉诸葛亮”。总之，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这便从侧面说明他是对国家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绝不能用看待普通人的眼光去评价他。因此，要想真正客观全面地把握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最好通过“知人论世”这种方式来研究。
何为“知人论世”？就是把一个人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了解。每个人的存在都不是超越时代、超越历史的，他必定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特定社会组织中不可分割的细胞。在解释学当中也有个名词叫“解释学循环”，意思是，要想对局部和部分进行充分理解和解释，就要先对整体和全部进行理解，而要了解事物的全貌，又必须对构成整体的每一部分进行认识。李鸿章之于晚清中国，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述“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因此，作为国家重臣的李鸿章，其个人命运根本无法与晚清时代国家的命运割裂开来。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晚清国运下的重臣命运
当时的中国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局面里呢。世界局势方面：法国大革命的风潮渐渐平息，西欧各国互相侵伐的历史也随之结束，列国开始养精蓄锐，改革内政，重视科技，繁荣商业，发展生产。当是时也，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艨艟轮舰加速了东西方之间的沟通，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又大大缩短了东西方之间的距离，鸦片战争又使西欧列强了解到地大物博的中国国力之羸弱，于是彼虎视垂涎中国之贪念，与日剧增。中国局势方面：第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达顶峰，并开始内部腐败，第二，科举制通过儒家义理和纲常礼教牢牢禁锢着国人的思想，举国上下还秉承着“学而优则仕”思想，多数人都想着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终日寒窗苦读四书五经，商业和手工业等制造业仍然属于末流，第三，慈禧太后大权独揽，以天朝上国自居，穷奢极欲，在积贫积弱的年代耗巨资满足个人享乐。第四，百姓的重重税负已苦不堪言，各地农民起义频发，但朝廷军备废弛，武器落后，御内尚且不足，何敢奢谈抵抗外侮。试问，在这样的国运之下，仅凭一人之力，何以让当时的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他进士出身，早期入翰林院 ，是个讲授儒家义理之学的文官，直至38岁人到中年，仍然郁郁不能得志。后拜在曾国藩门下，随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在此期间，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异于常人的性格特征使他创立了一支淮军。这支淮军战时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自己在安徽招募的兵勇，一部分是英国军官率领的常胜军，这些常胜军大部分由外国军人附加本国壮勇组成，配有西式武器，战斗力惊人，时常以少胜多，故而得名。可以说，李鸿章正是凭借着自己亲手创建的淮军，通过成功平定太平军和之后的捻军叛乱而取得显赫军功，使他一跃而成为朝廷重臣。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晚清国运下的重臣命运
李鸿章清楚，这些国内叛乱之所以能够最终镇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淮军当中的那部分西式军队。因此，洋务时期的李鸿章对于西方人的尖船利炮尤为重视，可以说，整个洋务运动，就是围绕学习西方的军事而展开的。学商务，是为了筹措船炮的经费，派遣留学生是为学习西方的军事技能和战时翻译之用。在组建训练北洋水师的若干年里，每年都需要花费国家财政的很大一部分，而当时的财政早已出现严重的赤字，受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国家的财政来源基本是靠增加百姓的赋税，晚清民众早已深受其累，以致到了后期，连购买炮弹的钱也拿不出来。另一方面，李鸿章如此强大的军权和态度强硬的性格特征引起了许多朝臣的嫉妒和诬陷，加之当时封闭的朝廷认为并无外患，因此对军队建设的拨款大大缩减。他穷尽各种办法，一面筹措资金维持和提升军备，一面抵御朝臣对其拥兵自重，任人唯亲的弹劾，前前后后耗费了将近二十余年的心血，终于打造出一支颇具规模的北洋水师和一支淮军陆兵。
这两支海陆军事力量是当时清政府的主要战斗力，也是那场洋务运动的主要成果。然而，经中日甲午一战，整个北洋水师一瞬间土崩瓦解、全军覆没，李鸿章二十余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双方综合国力的强弱，包括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商业科技等的方方面面，军事指挥和兵器优劣只是国力的体现而已，也就是说国力决定军事，军事体现国力。甲午之败，表面上是军事之败，其实是洋务之败，国力之败，国运之衰。梁启超认为，洋务运动是扭转国运，提升国力的一次绝佳时机，可惜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其识之浅薄，致使洋务运动沦为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之举，这也是“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的根本原因。梁启超所说“吾惜李鸿章之识”，正缘于此。
梁启超
甲午之战，晚清的最后一丝生气也随洋务运动的是失败而断绝，而后的外交、战争诸事不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个没落腐朽的晚清国家机器以无法阻挡的力量开始瘫痪、崩塌、瓦解，李鸿章作为其中的一个零件，纵有万般能耐，也最终逃不过被历史车轮碾压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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