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可竭山可移，唯志节不离弃——左文襄公千古

江可竭山可移，唯志节不离弃——左文襄公千古

据传，美国的《时代周刊》曾在2000年的时候评选出了最近一千年全世界的40位智慧名人。中国占其三，一是毛泽东，二是成吉思汗，三是左宗棠。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揣着“三大法宝”，靠着敏锐的军事头脑，赶跑了日本侵略者，还中国一片大好河山；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戎马半生，最远甚至攻入欧洲，为中国开疆辟土立下不朽功劳。此二位，都是盛世王朝的缔造者，左公，何以与之匹敌？

曾几何时，愚亦陷此惑。晚清四大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老因着《曾国藩家书》和他为人称道的“中庸”处世哲学为后世所熟知，李鸿章背负千古骂名签下丧权辱国条约亦被后人熟知，而张之洞，左宗棠的名气便远不如前二位。甚至，由于上个世纪错误的史观，左公，一度为人所污蔑所禁宣。

我今有幸拾得民国出版的旧书《左文襄公在西北》，感念左公功绩，作此文，希以此为其正名。

江可竭山可移，唯志节不离弃——左文襄公千古

左公出生清贫之家，但世代饱学，因此，培养了左公良好的读书修养。然古语云“天将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左公虽自小饱读经书，才名远扬，却屡第不中，三次落榜，而后决意科场。

升沉不过一秋风。左公潇洒放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不入仕途，便另入门途。文襄公自比卧龙岗上的诸葛孔明，其行也似孔明那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用十八岁到四十岁的赋闲岁月，埋首书海，为自己此后三十五年的辉煌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期间，他遍览丛书，精熟了为官治国的三大学问。

一则，他精研地学。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道南的《水道提纲》都曾是他的枕边夜读之物。可若光是泛读，好似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他还分别将之做成札记，以此深入。另一方面，他还自己绘制地图。横的方面，先绘全国的图，再分开绘成各省的图，纵的方面，先绘成清代的图，再推上去绘成明代的图，成元代，宋代，乃至禹贡的图。此外，更把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历代兵事的关系，做成说明。加之他摘抄各省通志和西域图志，把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别类，做成几十本成册书籍。便是这一精熟地理的功夫，奠定了此后他在军事上的巨大成功。

二则，他精研农学。古语云“民以食为天”，尤其又是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农事，更是重要异常。他历览历代农事著作，分门别类的摘抄，将之编成一部农书，以作常用。他还自己动手，种桑，养蚕，种茶，种竹，种各类花木，培养了丰富的农事动手经验。

三则，他精研国计民生。他在教读陶澍儿子时，因利乘便，饱读了陶澍收藏的各类关于水利，荒政，田赋，盐政四门的书籍，便将之消化吸收，化为己用。此后他能有那般煊赫的政绩，大抵与精熟此项学问有着密切联系。

江可竭山可移，唯志节不离弃——左文襄公千古

俗话说“有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文襄公大抵便是那只大鸟。四十一岁，方才作惊人之鸣，展开无边的黑色羽翼，畅遨华夏，保一方安宁。

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矣。左公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公。左公“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锋芒初露后，左公更是被曾国藩委以重任，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顺利镇压立下汗马功劳。时人盛赞“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可能在我们当今视野看来，太平天国运动不失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曾左二人当时的镇压太过残酷。但读史须结合当时之境。左公为清朝之臣，古语云“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为保国家稳定，挺身而出，实则无可非议。

我们如今效仿前苏联指定五年计划，可殊不知早在苏联提出的半个世纪前，左公便提出了“五年计划”这个想法，在五年之中，创办福州船政局，自造兵轮十六艘，并进一步铸造西洋新式大炮，整理台湾军政，财政和民政，加固东南沿海各省的屏藩。

然计划尚未实现，另一重任，悄然而至。陕甘地区向来多民族聚居，稍微管理不当，便易生乱。左公在陕甘局势最为危机之时临危受命，却毫无怨言，一腔热忱的去做。据其《家书》所言，“西事败坏至极，我以一身承其敝，任其难，万无退避之理，尽其心力所能到者为之。近时颇多不谅者，然直道自在人心，听人而已。”这是何等有担当。

而后战事稍缓，他又作《家书》，“我移督陕甘，有代为忧者，有快心者，有料其必了此事者，有怪其迟久无功者，我概不介意。天下事总要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圻，岂可避难就易哉！”这又是何等有抱负。

清人收地，常常收而复失，经左公手收复的陕甘，却再不复失，何等难得。待陕甘问题终于平息，另一场祸乱，却又接踵而至。

随着太平天国起义运动的愈演愈烈，晚清王朝不断衰败，中亚浩罕王国军官阿古柏乘机率军入侵，从1864年至1870年连占南疆并向北疆扩展，天山南北吐鲁番以西广大地区被侵占。见此情况，俄国也于1871年直接出兵侵占了伊犁。眼看山河破碎，领土将被迫分离。朝中关于新疆去留的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左公力排众议，在朝堂之上痛陈失疆之弊，“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事浸弱，以底灭亡。”其决心之坚，言之有理，最终打动了当朝统治者，同意了收复新疆之议。

左公不顾当时自己年逾六旬，体弱多病，抬着一口棺材便起战新疆，表明自己马革裹尸的决心，“誓与此虏周旋到底！”

征战途中，部队行军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左公便命筑路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其作用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防风固沙，三是限戎马之足，四是利行人遮凉。后世谓之“左公柳”。那柳，就这样悠悠扬扬的荣绿了几百年，代替左公，守护着他用命保卫的疆土子民。

江可竭山可移，唯志节不离弃——左文襄公千古

战争伊始，左公就制定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策略，逐个攻破。新疆三个阶段战役，收复北路，不足四月，收复吐鲁番，不足半月，收复南路，也才四个半月，战时之短，不光体现了左公的策略之正确，更足以体现左公的用兵之灵。

新疆山高地远，征战困难重重。在这一年半的打仗时间里，左公同时也做了充分准备，解决这些后顾之忧。装备新式武器，算准天时地理，以天气来思考行军，且在军粮供给问题上，左公还改传统的捐派为采买，大大减轻了当地农民的负担。

新疆既已收复，便是伊犁问题。我们现今都知是曾纪泽的言辞之利和左公的军事镇压才得以收复伊犁，却不知在这之前，谈判官另有其人。此人名为崇厚，却庸碌无能，被俄人连吓带骗，便糊里糊涂的签订了一个条约，不光没能真正收回新疆，还使沙俄多了许多特权。于是朝野大哗，左公更是痛心疾首，“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失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厌其所欲，譬如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谓叹息痛恨者矣。”言语间，暗示不惜诉之一战。

于是清政府才又一面派曾纪泽重去谈判，一面派左公统筹战守。左公计兵分三路，归复伊犁。同时，自己亲自出关，抬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誓与俄人决一死战。方知，左公此时，已近七十高龄！有时候，我们无法身临其境，却仿佛能从书中看出前人当日光彩，让我也不免热血沸腾，感动不已。

虽然后来朝廷主和派占了多数，没能真正开战，但左公的军事镇压也为其后的谈判压上了巨大的筹码，而后依靠曾纪泽之才，虽多出部分银两，却成功的收回了伊犁失地。这是晚清仅有的一次外交胜利，在一堆丧权辱国条约中，尤为醒目！

新疆既已收复，左公申请改设新疆为行省，以便管理。而后为新疆教导许多农事技艺，为新疆百姓，谋一方福祉。他还命缔造大炮，这炮，也蕴藏着他的深深爱国心。他的枪炮，口向塞外，护卫他的民。

左公收复的新疆到底有多大？答案是17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的面积总和。我们今天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想想，若非他马革裹尸的坚定决心，今日之中国，将少近五分之一的土地！

纵观左公一生:

为子，感念父母辛劳，哪怕后来高官加爵，他也不改清贫习性，终生坚守“惟崇俭乃能广惠”。

为官，清廉爱民，处处为百姓谋福祉，两袖清风，去世时仅有的积蓄也只一年俸禄而已。

为将，金戈铁马，浴血半生。本该纵享天伦的高龄，却依旧在战地与士兵们同吃同住，过着最艰苦的军营生活。

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熊熊爱国心，哪怕过了百年，也依旧那么轻易的让我红了眼。至死，他都还遗憾着那些尚未收回的失地，妄再一战。

若要说最遗憾的，怕就是他最爱的大儿子了。那年来战地看他，他仍旧吩咐其与士兵同吃住，那孩子，就此感染了风寒，一病不起，早早的去了，给自己的父亲，留下了终生的悔恨。

有人说左公为人太过自负，不能招揽贤才。人无完人，这些是左公的缺点不假，但他也时常为此自责，倒也为这个戎马半生的将军填了一点可爱之色。

这个清朝的最后一位民族英雄就这样去了，自他以后，晚清再无可用之将才，大清，就此朽矣。但他留下的爱国精神，却化为了新疆那方最亮的一颗星，永远锋芒，永远热泪盈眶。

上个世纪，由于错误的史观，左公被污蔑被禁宣，他的埋骨地，也被一群愤青所掘。历史，让人感动，也让人悲伤。但正义虽迟，却终会到来，后来因着王震将军，左公事迹，才又复为人知。

这位功绩彪炳千秋的老人，他的风骨，山高水长，不当遗忘。致敬先贤，左文襄公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