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障碍设施

漫谈“社会化”与无障碍

文/许健

      无庸讳言，极个别人谈及残障群体时妄言自然选择、丛林原则，认为残障群体是负担，应该任其自生自灭。

      按这种论调来推导下去，个别人会不会某一日因某种缘故成为残障者呢？姑且按不会吧，这毕竟是个小概率的事。那么个别人会不会生病呢？疾病也会带来个体的障碍。姑且按其身体倍棒吧。但人总会变老吧，进入老年阶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些生活障碍。

      引申开来讲，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困难和沦落到相对的弱势地位，按照丛林原则，社会是否还需要救助体系？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民政救助等等还应该存在吗？人类是否要与动物比肩。显然如此推论下去会得到荒谬的结论。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置身的人类社会则要求以共同认可的普世价值观为基石。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个体的必然要求，就需要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并适应社会生活，学习社会生活的技能与规范，获得个性，从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社会学将这称为社会化过程。那些大谈丛林原则者，可以说其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偏差，需要补上再社会化一课。

      从另一方面看，社会文明要持续发展，人类要为自己谋福祉，社会也需要承担起对个体进行社会化的责任，最终目的是确保存在一个个体发展的支持体系，以保证每个人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时，都能依靠事先建立起来的完备的保障制度体系来应对，这就是所谓的文明，文明联接着每个人的当前利益和潜在利益。

      2013年国际残障人日的主题是“打破障碍，敞开大门，共建一个包容和发展的社会。”从宏观的意义上说，这个口号的内涵是惠及所有人的，无障碍是创建文明制度的有机部分。当所有陷入障碍的社会个体都可以借助社会制*度理所应当地获得便利时，障碍的影响就消除了，个体完全可以成为与所有人没有区别的社会成员，尽到自己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残障群体在这方面获得的便利更为显性罢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将人类普世价值内化为成员的自觉；再一个是社会对个体的正常社会化过程所应承负的责任，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人的社会化是在人与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和完成的，这些影响人的社会化的力量有个专门的名词：“社会化机构”。最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包括：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工作组织和大众传媒等。

      作为主要“社会化机构”的学校，其教育方式以及教学内容的安排，决定着学生人生发展的方向和职业生涯，然而由于社会体制的缺陷，许多残障者和贫困者无法上学，社会化的缺失使他们被弱势。又比如另一主要“社会化机构”——同龄群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培训了人的独立能力和交际能力，而残障者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化协助，同龄群体往往狭小，社会化的效果被明显减弱，因此需要社会工作者和社团活动来有效地进行补充，这方面政*府和社会应负有更积极的责任。

      陕西省人*大制定并实施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以法律形式规定残疾人可以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表象是减免了车费，其实质则包含有扩大残障者“同龄群体”的作用，承担着政*府制度化促进残障者更好地融入社会主流生活的责任，也使整个社会文明体系建设向法制化迈进了一步。个人只有在工作实践中才能学会应付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际关系，达到真正适应社会生活的目的，而另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工作组织”，仍对残障者的进入设置了众多的障碍，虽然法律规定了所有单位必须雇佣不少于本单位职工总数1.5%的残障者，即使对一些政府机构而言法律形同虚设，上行下效，许多企业选择交了残保金完事。至于“大众传媒”，则是参差不齐，以取笑残障者为乐的事件未能完全避免。如此等等现象，说明“障碍”不只是来客观的物质世界，更是来自制度体系，更是来自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根源是社会化过程的偏差。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描述社会化时，生动地将通过观察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而形成的自我概念称为“镜中我”，即每个人的“自我”观念其实是他人这面“镜子”的反射。如果在社会化过程中我们所面对的这面镜子是“哈哈镜”，那么就不能仅仅只是责备社会成员中个别扭曲的观念。

      在一些发达国家，残障者充当着丰富多样的社会角色，有当律师的，有当工程师的，有当教授的，有从事艺术工作的，有开出租车的，有做职员的，有做社会工作的，有经商的，有从政的……残障群体和所有社会成员一样，所要求的就是一个社会化的机会，一个消除了障碍的生活舞台。残障群体虽然只是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但从无障碍建设中可以体会到社会具有保障其所有成员幸福的力量。愿我们的社会，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保障都成为一种文明的制*度体系，而非不确定的施舍。

——201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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