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郭志强 钟思远；摄影：冯水木、完 璧】
在长约百米的成都市锦江区岳府街北，曾建有一处恢弘的大院。那是清朝康雍乾年间四川提督岳钟琪的府邸。如今古老的宅院虽已拆毁殆尽，但曾居岳府街的老人大都还知道这里住过清朝的将军。不过，分外遗憾的是：他们往往因此而忽略了这方旧址上，日后承载的与现代中国更有其相关的重要历史。当清朝末年，岳钟琪的子孙将宅院卖给川汉铁路总公司作为办公地点后，这里还曾聚集过许多感时忧国、满腹经纶的人，他们在许多次热烈喧嚣的会议中，酝酿并启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件轰轰烈烈的革命事迹——四川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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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评价，如今在几乎每一本中国近代史著中都显眼地佐证着保路运动的价值。然而，我们若再度审视这一事件的整体，则它担得起这一赞誉所含的历史时间还应更前，并且超出了这一赞誉的历史意义也同样值得一说。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总公司召开在省股东和各团体大会，当场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是时，会场内外人如潮涌、声如鼎沸。对此，著名四川作家，事件亲历者李劼人在其作品中写道：“一到岳府街的铁路公司，还在三倒拐街的北口，人流就堵住了。前面是岳府的影壁……影壁内七八丈见方的空地也站满了人……人是那样多，全都拥在大门跟前，简直像戏场。”这还仅仅是会场外情景的一斑。至于会场中，台上有爱国志士振臂演说，台下是各界听众群情激昂，呐喊声、起誓声、悲哭声……此起彼伏，延绵不绝。成千人的洪大的势头，直推得保路同志会于会后立刻发动了赴总督衙门的请愿。李劼人仅仅是概绘其声色地在书中用了两千余字的笔墨。而如此事端、如此场面，又岂能不惊动其他作家、历史学家的眼睛！何况细究其前因，更知其意义非凡！
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反抗殖民列强掠夺国家铁路主权，由四川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中国首家省级官办铁路公司——“川汉铁路公司”于1904年在成都设立。第二年，公司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公司再次改制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建川汉铁路。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原本民间商办的川汉铁路与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由于川人本都是股民，而清政府在四川地区所施行的铁路股票赎买办法却与其他各省迥异，极大损害了川人的利益，因此四川各界激愤。同时，又由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签订了600万英镑的借款修路合同，其中不乏变相出卖中国诸多经济、政治权利的条款，所以四川保路运动一经鼓吹、倡导便具风火之势，愈演愈烈。可见，它最初就并非一般的民众维权活动，而是天然的具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时期自发的民族、民主政治性。
业已腐朽的清政府并未认清其中蕴涵的革命力量，绰号“赵屠夫”的反动酷吏赵尔丰（时任川滇边务大臣），被派来代替了同情保路运动的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赵尔丰到任后，守谕镇压保路运动。为与之斗争，8月24日，成都社会各界开始罢工、罢市、罢课，风潮迅速席卷全川各地。9月5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出现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号召川人共图自保，提出不纳税的主张，进一步正义求权。但赵尔丰却以其中条件隐含狂悖独立的非法条件为由，于9月7日诱捕了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9人，同时也封闭了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见状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放人。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30余人，制造了川内震惊一时的“成都血案”。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成都，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罗子舟率雅州、荥经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是时，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皆都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其间亦有一些州县的巡防清军及时反正，协同起事。另外，全川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势如燎原。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影响所及，四川各地州县亦纷纷效法。这一切使得清廷大为惊恐，不得不急调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是时，武昌革命党人借城防空虚之机，一举成就了准备充分的武昌起义，打响了中国推翻封建帝制标志性的第一枪。因此，对于孙中山先生的盛赞，四川保路运动的确当之无愧！
从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到9月25日荣县独立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保路运动呈渐进式发展。从“文明争路”到武装保路再到反清革命起义，运动的组织者发动了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以开明士绅、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首的同志会领导，在运动起始便确立了组织和宣传的合法性。这不仅大有利于运动中民族、民主以及相关政治斗争思想的传播，更表明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势力的壮大。他们提出“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告示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形成了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热潮。自成都罢市罢课开端的群众斗争风潮逐渐冲破了立宪派“文明争路”的局限后，四川保路运动的正义行为日益强烈，气势也日益高涨。这不仅使腐朽的晚清政府陷于窘境，更鼓舞了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扫黄花岗起义失败的阴霾，振奋起革命精神，加速了武装起义特别是武昌革命起义的准备进程。
曾经是维护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的深宅，百余年后竟又作了推进反帝反封建历史进程的前哨站。历史固然自有其莫测的脚步，但我们生活于独立国家、民主社会的现代人，却无疑不该忘记时间铭刻其中的影响深远的转折标志。昔日的岳将军府的古貌早已湮没于尘埃，即便川汉铁路公司的旧址也已拆毁殆尽。近更悉，余下所有的旧墙基也将在城市建设中消失。既然物质的遗迹留无可留，唯愿那些真正跨时代的故事和精神成为我们后人珍存的记忆。
（下篇：《锦江“老顽童”车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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