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
一
宋朝是一个非常强调中央集权的朝代。
宋太祖赵匡胤当初冒着风险创业，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等步骤一举建立起大宋股份有限公司。
他非常清楚称霸一方的地方势力很容易出来搞事情，所以宋朝刚建立，他就通过一系列华丽丽的操作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揽到皇帝手中。
不得不说，这些操作，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少副作用，而且越到后边副作用越明显了。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宋太祖即位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大戏。
太祖精心张罗了一场盛宴，特地款待了那些曾经和他打过天下的老铁们，碰杯之间不好意思地收走了他们的兵权。
杯酒释兵权
从此，军队交给了文臣手上。此外，他还别出心裁搞了个“更戍法”，让士兵将领经常来回更换地方，成功完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壮举。
这些措施很好地避免了军阀称霸一方，一言不合跳出来挑战中央，但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导致堂堂一个大国老被邻居欺负，一点大国样子都没有。
宋朝很注重对地方权力的管控。一个地方，既有知州，又有通判（副知州）。
虽然通判是副职，但他是由朝廷选派过来的，要是有什么情况，可以绕过知州直接向朝廷打小报告。
而且所有公事需要知州和通判共同处理，这就很好地制约和监督了知州。
但这种做法白白增加了大量的官员，而且两人共同处理问题，时常闹分歧，工作效率低下。总结：花更多点钱，办更少的事。
宋朝规定地方政府的收入大部分要上交中央，这让上层统治者们沉迷享乐、挥霍无度，花去不少钱财。
此外，官员的工资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宋朝对官员非常友好，奉行“高薪留人”政策。
当时宰相一个月能领到五十多万文，换到现在差不多月薪好几十万。再加上国家每年要像辽和西夏缴纳大量的银两和绢帛，国库已经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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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及可恶的邻居
面对矛盾重重、问题百出的国家，只有变革才有出入，统治者不会不知道这点。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搞了一次“庆历新政”，本想惊天动地干一场，无奈保守派太过强大，最终只能暗淡收场。
“庆历新政”的凉凉，再一次加深了社会矛盾，每年向辽和西夏缴纳大量金钱物资还老是被欺负，北宋王朝已经摇摇欲坠。
整个社会呼唤着新一轮的变革，呼唤着一位力挽狂澜的人物，带领这个国家走出深陷的困境。
这个重任落到了一个叫赵顼的年轻人身上。
二
赵顼就是宋神宗，宋英宗的长子，治平四年（1067）继承皇位。
宋神宗
年仅二十岁的他，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压力。国家衰败，百姓贫苦，这一切让他愁下眉头，悲上心头。
而且一想到老祖宗曾和邻国PK，结果惨败而归，自己这个做子孙的就感到一肚子的憋屈。
他咬了咬牙，跺了跺脚，决定奋发图强，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变革，带领国家再次走向繁荣辉煌。
从哪里开始呢？自己年纪轻，资历浅，那就先听听朝中大臣们对改改革的意见吧。
只是大臣们的每一次的发言，都刺激不了神宗的神经，无法激发出心底压抑着的火热激情。
是大臣们在胡说八道？并不是。这些官场混迹多年的大佬们，对社会情况认识比较清楚，他们深知，国家现在的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循序渐进改革才是正道。
循序渐进？现在问题又多又严重，循序渐进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这帮老古董是太保守了，早就没了当年搞庆历新政时的意气奋发。
满朝文武大臣，宋神宗竟然找不到一个和自己志同道合的，这个拥有最高权力的男人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苦闷。
就在摇头叹息之间，他脑袋叮的一响，一个金光闪闪的名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王安石。
下面把时间交给老王。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超级学霸一枚，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勇猛程度和苏轼有得一拼。
此外，他还是日记狂魔，不写不舒服斯基，最后整出了七十多万字。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跟着父亲走南闯北，了解了很多社会问题，从那时起，他立志要成为国家栋梁。
不过他这个人有点怪异。可能是他的关注点全都在思想和知识上，因而常常忽视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当时就流传着关于王安石的一些趣事。
有一天，一位朋友对王安石的夫人说：“我发现老王最爱吃兔肉丝。”
夫人一脸惊讶，说：“真的假的?我怎么不知道他还好这口?”
朋友说：“上次我请客，他一人把一碗兔肉丝全干完了。”
夫人想了想，说：“那碗兔肉丝是不是摆在他的面前?” 朋友点了点头。
夫人微微一笑：“这就对了，下次你把兔肉丝放得离他远远的，看他还会不会吃它。”
下一次请客，朋友特地把兔肉丝放到王安石的对面，没想到王安石闷头吃饭，专夹面前的那道菜，压根就不知道桌上还摆了兔肉丝。
别人都是把吃当做人生的一大享受，他是把吃当做了一个任务来完成。吃饭只是为了活着，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才是他的追求。
除了吃饭，穿衣也是他不在乎的，江湖上传说老王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约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洗澡。
在他从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偷偷地将一件干净的长袍留在外头 ，用来测试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调换了。
王安石洗完出来，若无其事地拿起新长袍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可能在他的世界里，衣服乃身外之物，有就行了，其他的管它干嘛。
虽然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外在并不在意，但在政治上确实有过人之处。
从21岁考中进士到46岁得势，期间这25年，因为表现突出，朝廷多次召他进京做官，但他每次都狠心拒绝了。
这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理解。朝廷喊你去做官，这是名、利、权三收的美事啊，多少人求之不得呢。你却拒绝了，心里咋想的？老王真的傻吗？当然不是。
王安石深深知道那时整个朝廷都是保守派的天下，自己一个没啥资历名望的人，去了也施展不开手脚。
所以，他拒绝诱惑，选择积累，选择蓄势。一个真正要干大事的人，往往是着眼于长远的，眼前的利益和诱惑很难迷惑住他们。
他在各个地方担任长官，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慢慢形成了一整套变法理论和方案。
就这样一位多次拒绝高官诱惑，政绩十分突出的王安石，让朝廷上的官员都充满了敬佩和好奇，都想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没别的目的，就是交个朋友。
三
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对王安石的大名就有所耳闻，对他的所做作为连连点赞。
所以，在自己陷入孤独苦闷中的时候，神宗想到了王安石：虽然我还没和他确认过眼神，但我相信他就是那个对的人。
于是神宗召王安石入宫，两人一见面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热情亲切，越聊越投机，很快在一些列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这真是天上掉下个知音来，可喜可贺！王安石怀着乐观豪迈的心情对神宗说：“陛下，现在正是我们大有可为的时候 ！”
宋神宗和王安石
短短一句，字字千金，直戳神宗皇帝心底。神宗像打了鸡血一样，一扫之前的阴霾，脸上灿烂的笑容就像春天的花一样。
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个繁荣太平的国家仿佛就在不远处向他招手。希望就是这么神奇，它能让一个人的状态在一念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接下来，君臣二人组开始了他们轰轰烈烈的表演。
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王安石受到任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建立起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用来处理各项改革事项。
历时十八年的变法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有神宗皇帝作为强大的后盾，王安石意气风发，一路高歌猛进，颁布了一些列新法。新法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类。
属于“理财”类的有青苗法、免疫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法、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
理财为了“富国”，整军为了“强兵”，富国强兵，双管齐下，疗效更好。
新法一出，朝廷上下炸开了锅。虽然在那个时代，大家迫切希望来一次改革，但在改什么、如何改、改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
朝中的大臣们毫不吝啬自己的口水，上演了一次又一次激烈的争论。这其中，翰林侍读学士（皇帝的顾问）司马光的反对声最为强烈。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当时都是位高权重、德才兼备的大佬，变法之前，两人经常诗词歌赋往来，关系很不错的样子。
而现在，造化弄人，司马光走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成了反对派代表人物。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他们各自的观点。
王安石认为应该改变祖宗之法，尽快建立新规矩；司马光则认为老规矩不能大变，要慢慢改。
王安石主张制定一整套新法来增加国家收入；司马光则主张基本维持现成法规，同时节省开支，拯救国家财政危机。
总之，王安石想立竿见影，司马光要步步为营。
客观地看，无论是变法派还是反对派，两派提出的思想观点都各有利弊，虽然经历了一次次的唇枪舌剑，但谁也无法说服谁。
激烈的党争
一批元老重臣，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纷纷为司马光站台。倒不是因为他们是铁哥们，而是这帮经验丰富的官场老司机确实看到了新法中的种种弊端。
但....那又如何？神宗皇帝求成心切，一心想干一场大，小打小闹从来不是他的追求。所以，朝堂上的每一次口水仗，神宗最后总会站到变法派一边。
面对神宗对变法的一往情深，朝中的一些大臣深感失望。既然怎么说都没用，那就不干了。
他们有的称病，有的引退，有的要求外任，花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每次接到大臣这样的报告，神宗皇帝不免心头一酸，可是没有办法，没有退路可言，法是一定要变的，不惜一切代价！
熙宁三年，司马光终于也受不了了，他选择离开朝廷，退居洛阳，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闭门只写书，历经整整十五年，完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掌声鼓励一下。
随着官员们一个个离开朝廷，王安石变法工作遇到了人手短缺的尴尬。HR睡着了吗？还不赶紧招人！
于是，大量品德、才华未知的新人开心地收到了offer，一些投机取巧的小人趁着这个机会混进了变法者队伍中。
对于王安石他们的饥不择食，很多人纷纷送上了自己的鄙视。
当时流行一个段子，说有一天，一个宫里马戏团的小丑故意骑着一头驴来到百官朝拜的大殿外，大模大样地进大殿，侍卫阻拦：“驴怎么能够进朝廷？”
这小丑假装惊讶：“现在不是凡有脚的都能上朝廷吗？”这虽然不是真事，却有力地讽刺了变法派胡乱选人的问题。
四
熙宁二年二月，苏轼兄弟回到朝廷。苏轼恢复殿中丞、直史馆的职衔，差判官诰院，苏辙则被安排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
朝廷的剧变让苏轼有些迷茫。宋仁宗期间，苏轼写了很多文章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强烈呼吁统治者变革。
可当变革真正来临时，动荡多变的政局又让他对变革前景充满担忧。他和那些元老大臣走到了一起，成了反对派中的一员。
苏轼对变法表示担忧
在苏轼看来，法不是不能变，只是应该慢慢的来，王安石那样的变法太过于激烈了。
他还提出变法关键在用人而不在改革现行体制，而王安石又是改变朝廷根本制度，又是用人失误，实在找不出不反对的理由！
熙宁二年五月，王安石准备改革科举法，同时计划兴办学校，慢慢用学校代替科举。
这可是件大事，神宗拿不定主意，于是组织一波官员进行讨论。苏轼二话不说写了《议学校贡举状》，表示举双手反对。
神宗皇帝读后也举起了双手，为苏轼鼓掌：写得太好了，苏轼真是个人才！我得好好和他聊聊。
于是，马上召见苏轼。
苏轼收到消息，马不停蹄赶来见宋神宗。原以为自己会因为这篇文章而被皇帝怼，不过从神宗的神情和言语来看，似乎没有要收拾自己的意思。
神宗问苏轼：“苏爱卿，你说说当今政令有哪些问题？即使是朕个人的过错，你也大胆的说。”
哦，我的皇上，您要不要这么诚恳？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臣以为，以陛下生而知之的禀赋，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一听这话，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击中了。
平时反对变法的意见他都快听出老茧了，苏轼这短短几句话却引起了内心的颤动。对于变法，对于之前做过的一切，他陷入了沉思。
神宗说：“爱卿这三句话，朕回头一定好好想想。”
接着，他又要求苏轼：
“你平时在馆阁工作，要好好为朕想想治理国家的事情，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隐瞒。”
这是苏轼无数个日日夜夜期盼的那一刻。
他从小勤奋读书，进入仕途，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辅佐皇帝治理天下。他忍不住把这件事说给了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听。
王安石知道皇帝和苏轼还有这么一出，心里自然很不高兴。这次变法，本来就困难重重，只有皇帝和自己心连心，一条道走到黑，才能迎来胜利的曙光。
现在倒好，半路冒出个苏轼来，尽在皇帝身边“妖言惑众”，这分明是在动摇皇帝的意志！
好在王安石的担心是多余的， 面对大臣们的狂轰乱炸式的反对意见，神宗皇帝保持了足够的战略定力，继续和他手牵手奔跑在变法的大道上。
那项科举考试改革方案，最终还是按王安石的意思来。
不过苏轼的一系列抢眼表现，已经征服了神宗，如今的他成了神宗皇帝面前的红人。有什么重要的活皇帝经常会想到他。
朝廷准备编修《中书条例》来提高行政效率，神宗想让苏轼来干，可惜被王安石无情否定了。
后来神宗又想让苏轼修《起居注》，这可是要整天和皇帝待在一块儿的活，太危险了，王安石坚决反对。
在王安石眼里，苏轼不过就是一介书生，虽然很有才华，但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什么玩意儿，一点实际用处都没有。
你说没用就没用吧，最气人的是会影响舆论，影响变法。对此，王安石无论如何不能容忍。
是时候采取一些措施了。
这一年冬天，苏轼莫名其妙被派去当了开封府判官，估计是王安石他们的苦心安排。
这能让苏轼远离皇帝，同时还有大量工作要处理，让他忙到找不着北，这样就没空关心朝廷那些事儿了。
只是，他们的愿望落空了。苏轼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把手头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他有足够的精力关注着朝堂上的风吹草动。
朝廷还真出现了一些动静。
神宗即位后的第三个新年，他想让祖母和母亲感受感受热闹，决定正月十五上元节在宫中举行大型灯会。
大型灯会
于是派人去市场上收购花灯。但花灯的价格太高，国库又没几个钱，只好靠着官威强制降价购买。
而且宫内需要大量花灯，百姓都被禁止购买。这些粗暴的举动引起了商人和市民的强烈不满。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宋神宗只顾自己的利益，把百姓抛到一边，这是要把自己一代明君人设给搞崩的节奏。
苏轼很清楚这是典型的因小失大。他想起之前神宗对他说过的话，无论如何，都不能辜负皇帝对自己的期望！
想到这，他立马提笔写了一篇《谏买浙灯状》给神宗。文章里说：
卖灯的老百姓，并不是有钱人家，借的钱还要还利息。衣食的来源，就靠这些时日了。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只可以加价购买，怎么能够减价支付呢。这件事很小，但关系重大。
读完奏章，神宗惭愧地低下了头，收回了之前的命令。
神宗的听话让苏轼有点意外，又有点欣喜。他尝到了甜头，并暗自下定决心：我苏轼哪怕砸锅卖铁，也要竭尽全力辅佐皇帝。
他决定在合适的时机，再写一篇奏章，讲讲自己对变法的不同意见。
其实那个时候，是真的不适合再发表反对变法的意见了。
首先，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是铁了心的要变法，再怎么反对都是白忙活。
而且当时的变法派混入了不少投机取巧、品德败坏的人，这帮人老是恶意攻击反对变法的官员。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还敢明目张胆地和他们对着干，典型的给自己挖坑。识时务者为俊杰，该闭嘴时就闭嘴。
你看司马光后来回洛阳闭门写《资治通鉴》去了，弟弟苏辙批评新法被陷害后就不吱声了。
五
但苏轼做不到，他没办法乖乖闭上嘴，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心里有什么话不说出来就不痛快！
对于看不惯的事，他总是忍不住发表自己的看法，哪怕受到别人的陷害。
更何况当年他制举考“贤良方正能直言敢谏科”，不就是要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朝政嘛。
看看现在的情况，如果我不站出来说，还有谁来说？苏轼身上隐隐感觉到了一种使命感。
他向神宗皇帝递交了《上神宗皇帝书》，这篇几千字的文章，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新法的不满和批评。在文中，苏轼劝神宗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神宗读后，非常感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苏轼劳心劳累写的文章，就这样幸运地被皇家收藏起来了。
见自己的文章迟迟没有回应，苏轼心中有一丝不爽，感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不过没关系，他已经做好了和神宗死磕到底的准备。
熙宁三年二月，他又写了《再上神宗皇帝书》。这篇文章除了讨论国事，还掺杂了个人的一些小情绪。
他说新法就是毒药，用得少，危害小，用得多，危害大，如果一直用下去，那就等着玩完吧。
话都说得这么恶毒了，总该有点反应了吧？对不起，还是没有半点音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年三月，又是三年一次的礼部考试。吕惠卿任主考官，苏轼任编排官。
昌惠卿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妥妥的变法派成员。应试考生中不少人为了迎合主考官，纷纷批评旧法，赞美新政。
在阅卷过程中，苏轼与吕惠卿经常闹分歧。当时有个叫叶祖洽的考生，他在试卷中写道：
祖宗法度，苟简因循。陛下即位，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
吕惠卿看了连连称好，想把他取为第一。苏轼不同意，觉得这人是在诋毁祖宗，讨好皇帝，应该落榜处理。
最后，神宗皇帝殿试给了叶祖洽第一。苏轼气不打一处来，进士考试就该批评时政，现在让一个溜须拍马的拿第一，天大的笑话！
他模拟了一份答卷《拟进士对御试策》呈送给皇帝，又把新法批了一顿。
面对苏轼一次次狂轰乱炸，神宗皇帝有些不高兴了。
他把《拟进土对御试策》转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苏轼这人确实有才华，但学的东西不正规。这次科举考试标准他有意见，所以发了些牢骚，不用去搭理他。”
于是，苏轼的文章再一次被收藏了。
看到神宗皇帝对苏轼有意见，小人们开始按捺不住了，他们找起了苏轼麻烦。
新任侍御史知杂事(负责监察弹劾百官）谢景温报告皇帝，说苏轼兄弟扶丧回乡时，利用官船运送私盐、木材、瓷器等东西，而且一路上冒名借用士兵，真是好大的胆子！
神宗下令调查。于是谢景温等人本着“搞不出事情不罢休”的原则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取证工作，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苏轼自然很郁闷。他心里很清楚和当政者唱反调，容易被人收拾，可没想到这么下三滥的诬陷都会落到自己头上，真是不服不行。
当时，朝中还有范镇、司马光等元老重臣，他们纷纷站出来为苏轼说话。
至于谢景温那伙人，辛辛苦苦忙了几个月，啥也没忙出来。这事也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
经历了这么一番折腾，苏轼深深感到人心险恶，朝廷不宜久留。于是，他上奏神宗，请求外任。
暗流涌动的朝廷
在朝廷说话没人听，还时不时被人陷害，还不如去地方上当官，踏踏实实为百姓做点事。
面对苏轼的请求，神宗万分不舍。这么难得的一个人才，却不能为自己所用，可惜可惜！神宗无奈地摇了摇头，批示道：
“去当知州吧。”
但中书省（宰相办公室）认为不合适，改成通判颍州(相当于的副市长）。
事实上，苏轼在官场上混迹已经有十年，按资历足够担任知州了，中书省却故意打压，神宗不好明确反对，索性大笔一挥，改批道：
“通判杭州。”
恭喜苏轼收获一份美差。
上有天堂下有杭，杭州是个好地方。西湖美景三月天，就等您来见一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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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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