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陶渊明的本来面目——《尘几录》读后
陶渊明是屈原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位伟大的诗人，他一直是以高洁的隐士形象留在文化史中的。而田晓菲的这本《尘几录》会给你展示陶渊明形象的另一个可能。她关注这个问题，并不只是想还原陶渊明的本来面目，而是想向我们展示，在手抄本的时代，文人是怎么通过编校中的选择，塑造了我们心目中完美的诗人形象。作者田晓菲是一个才女，14岁特招进入北大英语系，后赴美求学，于1998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柯盖特大学，康奈尔大学教书，现在哈佛大学任教。
为什么书名要叫《尘几录》呢？尘几，就是落满了灰的桌子。在古代文学圈，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比喻，意思是编辑校对古书这个工作，经常得在不同版本的文字中选一个正确的。这样，必然会出现很多被淘汰的文字，这些被淘汰的字，就像桌子上的落灰一样。这就是“尘几”的喻义。
陶渊明是以隐士和诗人的身份留在历史上的。在官方史书上，陶渊明的传记有4个版本。这4个版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开篇勾勒陶渊明的基本形象，用的素材都来自陶渊明自己写的文章《五柳先生传》。这篇文章描绘了一个典型的隐士，他无踪无迹、无名无姓，因为房子旁边有五棵柳树，所以就叫五柳先生。
从晋朝开始，传记作者在给陶渊明写传的时候，都说《五柳先生传》就是陶渊明在写他自己。于是，他们在写陶渊明生平的时候，也会根据是不是符合“五柳先生”这个人设来筛选故事。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故事。很多学者都指出过，它是虚构的。在魏晋时期，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世说新语》里就记载了好几个类似的故事。最合理的解释是，传记作者是因为这个故事特别符合“五柳先生”的人设，能更好地解释陶渊明为什么辞官回家，才把它安在了陶渊明身上。
历史上有不少人质疑过史书上《陶渊明传》的真实性。比如近代学者陈寅恪，就曾提醒我们，真实的陶渊明没有那么简单。他也有不满足的一面，也有不淡定的一面，也有矛盾，也很纠结。但是，后世的人们似乎还是更愿意接受五柳先生版的、简单化的、理想化的陶渊明。这只是因为人们看不到学者看到的真相吗？显然不全是这样。如果细读《五柳先生传》，就算没有学者细微独特的洞察，你也还是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复杂。
陶渊明是东晋人，那个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出来。文字想要流传，就得靠抄写。相比印刷，抄写其实挺不靠谱的。首先，抄错就很难避免。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抄写者可能会擅自修改他在抄写的作品。抄书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字是之前的人抄错了，甚至有可能是觉得是原作者写得不好，随手就改了。在出版印刷普及之前的手抄本时代，作品的面目是特别模糊的。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奇遇，发生各种变化。
到了宋代，印刷术开始普及的时候，有人打算整理出版陶渊明诗集，就发现陶诗的版本特别多、特别乱。但是想要出版，底本必须得是唯一的、固定的。这样，编校人员就得比较各个版本，选一个合适的确定下来，这就叫校勘。校勘可不只是查错别字，而是一个很难、很考验功底的技术活。古代编校者跟作品的关系，介于读者和作者之间，尤其是当他们参与编校像诗歌这样的作品时，改动一个词，全篇意思可就都跟着变了。对他们来说，其他各种版本的陶渊明就像杂草，不仅影响了诗歌内涵的稳定性，更影响了陶渊明形象的内在一致性。
编校陶渊明的诗歌，实际上是给宋代的文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参与到陶诗的创作中。在宋代最初的陶诗版本中，这种需要校正的不同版本大约有740个。而到了宋末，流传比较广的一个版本就只有6处了。版本数量的减少，跟陶渊明形象的完善，几乎是同步的。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依照陶渊明自己构建的理想人格为蓝本，逐步修正了他的诗文。陶渊明和五柳先生的形象彻底重合在一起了。从此，这个形象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一个历史中真实的人物，成了中国文化中诗意隐居的象征。
陶渊明是一个真正的隐士吗？他的文章、他的诗歌、他的传记，似乎完美地展现了一个隐居山林的文人，但是，这里面似乎有一个根本的矛盾，那就是他是一个喜欢写作的隐士。而真正的隐士，是不应该被人看到的。看他的诗文，就像读一个老朋友的来信。你知道他归隐的动机，知道他归隐的地点，了解他的兴趣爱好、生活志向。你能感受他在自然山水间怡然自得，你能体会他宁可因为饿肚子乞讨，也不愿做官的安贫乐道，你当然也会对他在精神上的快乐自足产生共鸣。
过去人们会觉得，隐居的人一般是因为回避乱世，就像桃花源里的人，世人根本不会知道他们的踪迹，这才是真正的隐居。但是，现实中更多的人，是因为事与愿违，所以需要通过隐居来明志。整个社会逐渐开始崇拜隐士、追捧隐士，隐居就慢慢成了一种文化资本，可以用来换取名利。这种隐居叫“充隐”，在陶渊明的时代，充隐已经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标榜隐居，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到了李白的年代，甚至成了所谓的终南捷径。
陶渊明应该是历史上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他是第一个反反复复解释和辩护他归隐的决定，事无巨细地展现他隐居生活的人。他要活成一个隐士，还要写出这种生活，更要让现实中的隐居和文字中的隐士内外一致。这样，他就能证明自己不是冒充隐士，他也就能用这种方式，把归隐的悖论化解掉。
今天，隐逸已经内化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一方面，我们可以坦然地相信隐逸这种我们永远没办法证明的东西；另一方面，陶渊明的诗文，给我们勾画了一种人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隐居。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化，天然带有一种自我审视的视角。我们可以自然地相信自相矛盾的东西，而不至于陷入自我否定。我们明白那个纯粹、天真的陶渊明是文学化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真诚地相信，这个文学化的形象就是真实的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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