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同事们聊天，话题偶然扯到了小时候的穷日子，不知道为什么，原本轻松写意的闲谈顿时变成了你追我赶的争论。那感觉，颇像喝了二两鸡血，那意思，显然是这事也得分个高下。
一时间你来我往，互有攻防。
我笑而不语，等他们歇气的空当才慢悠悠地开口，当场把他们全镇。
一个同事弱弱地问，不可能吧？你家怎么那么穷啊？听着就跟解放前似的。
我说甭说解放前，你就是到了大明朝，我家也比你家穷哇！
同事们都服了，冲我直竖大拇哥。我心说，小样吧，跟我斗穷？斗到原始社会你们也赢不了啊！
这还真不是我吹，我家的真实情况就在那摆着，我家穷，那是从根上就穷，这是有传统的。为什么我家会这么穷？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过，想了很长时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因为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
太远的不说，往上倒推十代，我家就没出过读书人，也没出过生意人，我能考上大学这算祖坟冒了青烟了。在我之前，最有出息的是我二大爷，生产队当会计，那是闹着玩的么？可惜生不逢时，生产队取消了，他只得重新当回农民。
可见农民会打一手好算盘其实没什么鸟用，最终的归宿仍然是一把锄头。
除非你不当农民了。农民么，本分还不就是种地？
我家穷就穷在地上。记得小时家里有三块地，一块在西北洼，一块在河西，一块在河南，分别以此命名，三块地加起来有三亩七分五你还别嫌少，这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按人头分的。再说，就那时候的生产力，给你二十亩你能种得过来？就算能也得把牛累死呀——人死事小，牛死事大。
这就是那时候的价值观。
当然，我爸常说一句话，慢牛就得早套车。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记不清了，但应该是深秋的一天早晨，玉米已经收过，秋风微瑟，我爸把牛从栏里牵出来，正要套车。村支书领着水利局的一个干部来到我家。
“你问问他吧，他要愿意去就去。”村支书说。
原来水利局要找两个人到水站看水，每村摊两个人头，我们村找遍了，没人愿意去，听说我爸人性好，换句话说就是老好人，好说话，临走了再来碰碰运气。
但他们想错了，我爸是仁义不假，但他首先是个农民。
“我去看水，地谁种？”我爸当场就毛了。
“地可以给别人种，看水也有工资啊！”村支书不死心。
“放屁，你的地怎么不给别人种？”我爸看村支书就像看一个白痴，村支书哑口无言，只是讪笑。
我嘴上说话，手上可不闲着，三下五除二套上车，往车辕上一跨的同时甩个鞭花，慢牛便提前出发了。
“今天去种河南，得早走。”我爸扭头说了一句。
种河南啊，啧啧，多么大气磅礴，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跨省呢！
后来，村里还是找了一个人顶了人头，因为这人种不好地，年年比别人少收几百斤粮食，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我暗忖，丫这是对自己当农民失望了，自暴自弃了呀！
再后来，这个人退休了，每月退休工资五千块左右。
我爸还在种地。
我爸已经六十六岁了，还种着三亩地——另外的地在我的劝说下终于转给别人种了，但这三亩地被他顽固地保留下来。有时候他也会感慨，现在种地真不像种地了。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以前种地靠人，靠牛，靠牛车和犁，那时从我家赶车到河南那块地要走将近一个钟头，我就躺在颠簸的车厢里，枕着胳膊望着天，觉得坐牛车真好呀！
可现在都是机器。
机器一响，麦子种上了，机器再一响，麦子收完了，连脱粒都不用，只要晒干就好，你要不愿晒也没关系，地头上就有收麦子的，按成色付钱，现金交易。
但我妈从来不会轻易卖粮食。我家有两个囤，总是囤得满满的。我妈总担心有一天我们会没有饭吃。
这才真是受过穷，吃过苦的人，但我妈从不抱怨，跟她比，我又差了一大截。
但因为家里穷，我确实也吃了很多苦，从小就会烧水，做饭，放牛，割草，割麦子，掰棒子，拾棉花，等等，但现在想起来都不觉得是苦，我反而比别人拥有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这将是我一生的财富。
其实现在回想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饥饿，我小时候常常要饭。
这是真的，但不是到大街上要饭，而是到我大爷家或四姑家。
那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了吧，我正上小学。不知道是长身体需要，还是真的吃不饱，那时候老觉得饿，那时我爸终于不用日夜守着他的土地，在种地之余开始跟村里的建筑队出去干活了，我妈要喂牛还要养猪，每天都骑自行车去十几里外的劳改农场割草。我可能因为太小了，没有钥匙，放了学无处可去，趴在门前的台阶下写完作业便四处游荡，游着荡着就到了大爷家。
“大爷我怪饿，有干粮吗？”这永远是那时的我的开场白。
大爷不说话，大娘会起身到笼里拿出一个窝头给我。大爷家人口多，细粮吃不到年底，常常要蒸许多窝头，有棒子面的，也有秫秫面的。现在许多人跟尝鲜似的，爱上了吃粗粮，我却连看都不想看，因为小时候早吃够了。
但那时能让我填饱肚子已经很快乐了。
其实我更多的时候还是愿意去四姑家要吃的，尽管四姑家在邻村，对小小的我来说远了些，但走着走着也就到了。去四姑家最大的好处是，四姑不等我开口就会把干粮给我，这让我一直心存感激，尽管四姑手拙，不会蒸饽饽和馒头，只会做饼子，死面的，但好歹是细粮，不就水也不会那么难以下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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