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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出生于公元前723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号是敬。他是周穆王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史记》中说他是颍上人，应该是现在的安徽颍上。这在当时不是齐国的领土，所以有人考证说管仲是楚国人或者管国人，后到的齐国。他的父亲管庄是齐国大夫，后来家道中落。
管仲少年时，父亲已逝，老母在堂，家境贫困。为了谋生，他和好友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尽管他出的资金少，分红还拿大头儿，但折腾很长时间也没赚到什么钱。为了出人头地，他又跑去当兵，可临到打仗进攻时，他总缩在后面不往前冲，撤退时他比谁跑得都快，这样的人怎么能被长官赏识。没办法，他又跑出去到处打工，也没干成啥。这期间，鲍叔牙始终坚定地支持他，认为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别人对他不理解甚至怨怒的时候，鲍叔牙都极力为他辩解。管仲对此心怀感念，后来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后人把他们这种过命的交情称为“管鲍之交”。
后来他游历许多地方，接触到了很多人，见过许多世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这些经历对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前685年，管仲38岁，几经波折，最终因鲍叔牙强烈举荐，被齐桓公启用，任命为相。
官山海、通诸侯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形势急剧变化，社会利益再分配，政治格局大调整的时期。管仲审时度势，谋虑深远。他不背礼法包袱，没有尚古执念，秉持的是“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的执政理念，“不慕古”就是反对一味崇尚古法，因循守旧，“不留今”是指不囿于当下情势，沉湎其中以致于看不到过去和将来，而“与时变、与俗化”更体现了一种了不起的改革创新和实践主义精神。
齐桓公一心想称霸诸侯。可成就霸业没钱不行，怎么能让钱包鼓起来是当务之急。齐桓公想一夜暴富，认为应该对人口、房屋、树木、六畜等眼睛能看到的都征税。管仲连连摇头，说：这等于直接从老百姓兜里掏钱，跟明抢一样，人家肯定恨咱们。因为“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
意思是百姓们你给他东西他高兴，从他兜里往外拿东西，他肯定生气，这是人之常情。管仲认为税收应该“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最好是“寓税于价”，就是把税费隐藏在商品价格里，人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交了税，不会形成心理上的抗拒。他还给出了具体办法，即“唯官山海为可耳”，就是把山海资源垄断起来国家专营就行了。
农耕时代，盐、铁是两大支柱产业，这两样商品百姓片刻都离不开。以盐为例，齐国濒临大海，是中原地区第一大食盐产地，如果充分利用产地优势，建立国家垄断专营制度，实施政府专卖手段，适当提高食盐价格，不动声色地藏税于价，老百姓买盐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把交了税。管仲还给齐桓公算了一笔账，这样做，比向百姓征收人头税每月要增加一倍的收入。同时把本国产的食盐出口到那些不产盐的诸侯国，同样能够获取重利，这简直就是“煮沸水以籍天下”，“籍”是征收税赋的意思，煮沸齐国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向全天下的人征税。
“官山海”政策，迅速为齐国带来了财富，成为国家筹集财税收入的主要手段，很快齐国的腰包就鼓起来了。
这时，管仲又提出要“通货积财”，就是大力对外开放，扩大贸易，积累财富。他充分利用税收手段，实行低零税率，把齐国的市场税、关税都降的很低，有时还实行零关税，而且在商品流通环节不重复征税，即“征关不征市，征市不征关”，对外来客商收了过路费，就不收交易税，收了交易税，就不收过路费，如果车里没有货物，则一分税都不收。这样一来，齐国成了当时有名的“低税免税贸易区”各国客商都愿意来齐国做生意。
为了吸引客商，管仲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的服务措施：整修道路，建造驿站，设专门的官员负责外商的吃、穿、住、行一条龙的服务，带货越多得到优惠越多，拉一车货来的，免费提供饮食；拉三车货的另外还免费提供马料；拉五车货的再免费安排五名仆人。甚至还开设了“女闾”这样的风月场所，为往来客商提供特殊服务。这些优惠配套政策，使“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国成为了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
鲁绨之谋
齐国疏财好客的美名远播天下，临淄城成了天下最繁荣热闹的城市，齐桓公非常满意。可是年底一盘点，发现用于对外招商的费用居然占了国家财政总开支的三分之二，于是有人开始质疑管仲的经济策略了。
齐桓公也坐不住了，问管仲说：“咱好不容易攒了点儿家底儿，一下子花这么对招待费，到底值不值呀？”管仲不慌不忙地回答：“通货是要吸引各国商贾，汇集天下的商业信息，有信息才会有机会啊，有机会才有可能操控市场，才可能制约其他诸侯国啊。”为了让齐桓公理解透彻，管仲干脆为他打了一场漂亮的贸易战。
当时，齐国和鲁、梁两国毗邻，军事冲突不断，齐桓公视其为心腹大患，“欲下鲁梁”的想法十分强烈。管仲胸有成竹地阻止了齐桓公用武力解决的计划，让他稍安勿躁。
鲁国和梁国盛产绨料。绨是一种丝线做“经”，棉线做“纬”的纺织品。管仲先是让齐桓公穿绨料衣服，并下令大臣都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身着绨衣在齐国蔚然成风，齐国本土不产绨，所以齐国境内绨价大涨。
这时管仲专门找到鲁、梁两国商人说：贩来一千匹绨，我给你们三百斤金；贩来一万匹，给金三千斤，这在当时绝对是天价。消息一出，鲁梁两国商人争着把绨贩到齐国，以求获得巨大利润，两国国君也要求百姓全民织绨。
一时间鲁、梁两国举全国之力织绨运绨，几乎无人再去耕田种地。两三年下来，管仲觉得时机成熟了，便让齐桓公改穿帛做的衣服，这回又是上行下效，齐国人都跟风改穿帛做的衣服了，绨衣便成了“过时”的服装，没人再买了。与此同时，管仲关闭了和鲁、梁两国的贸易往来。
这下，鲁、梁两国的绨布卖不出去，大量积压。两国国君慌了，忙命令百姓停止织绨去种田。但此时，两国农业荒废已久，粮食储备本就不足，而粮食又不能短时间内生产出来，很快就闹起了饥荒，两国不得已都只能向齐国进口粮食。
齐国抓住时机，以百倍于国内价格，向鲁、梁两国售粮，不仅收回了前期高价进口绨布的投入，还大赚了一笔。而鲁、梁的百姓买不起粮，十分之六都投奔了齐国。三年后，鲁梁两国国君不得不请服于齐。
管仲还利用类似的战略，降服了赵国，打击了楚国，灭掉了衡山国。
管仲早年在社会底层谋生活，他深察民众之苦，深谙人性之道，怀有朴素的民本思想。他明确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因为“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在农耕为主的时代，管仲也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为重要，他采取多种方式大力扶持农业生产，确保人们生存需要。而管种更高明、更睿智之处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充分利用税收杠杆推动经济发展，适应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他关于物质和精神关系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已成为天下普遍共识。
回顾齐国的称雄之路，基本上没有使用大规模的战争方式，管仲就是凭着高超的富国策略，使齐桓公即位7年就开始称雄，走出了一条“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大国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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