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领袖米拉波小传

作者 【美】约翰·洛德

译者  蒙 钧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领袖。

在我们的近代历史上，有三件事影响至大。这三件事是：新教改革、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

三件大事当中，最复杂多变者非法国大革命莫属。讨论这一大事的书册何止千百。所以，要对这一疾如暴风且激动人心的运动中的主要事件及其波谲云诡的特征做出归纳是不可能的。这场大戏的第一幕是改革者与爱国者致力于捣毁封建制度，清除特权、等级差别、不公不义，为此不惜采用无耻而野蛮的法律，同时为祖国奉献了一部新的宪法。

这场运动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米拉波，因此我选择此人作为这一讲的题目。紧随“恐怖统治”而来、又随着督政府建立及拿破仑篡权而结束的暴虐与混乱真是一言难尽。这个题目实在太庞大，我必须把我的关注限制在其中的一个点上。然而，通过这一个点我也可以揭示改革者的核心主张以及他们的主张的逻辑结果。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已经涉及到了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路易十四治国无方，这在路易十五时代又被可耻地延续下来。这种昏聩无能将对国王的尊重、忠诚扼杀殆尽，王室众叛亲离。第二个导致革命的最重要原因是封建制度。这一制度用不平等的法律将人民群众踩在脚下，用贵族的傲慢，蛮横，残酷激怒了人民群众，粉碎了所有敬意，只能在敌意和仇恨中走向灭亡。与这两种彰明昭著的罪恶紧密相联的是超重的税负。国民背负着这样沉重的负担，自然满腹怨尤，心生叛逆。第四个重要因素是那些不信教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写作起了鼓动作用。这些人用充满谬误和诡辩的理论为人们营造出虚幻的未来，贬抑那些所有政府及体制都要借其维持的情感。当然，我们这里要追踪的是那个控制国民大会的著名人物的生平，这个人在国民大会中煽风点火，之后又想扑灭那骇人的火焰，导致革命的原因只能附带提及。破坏容易建设难。一场大火蔓延到全国后就不是人力所能扑灭的了。新的大厦只能在烧完的灰烬上建立起来，而这唯有靠忍受着屈辱与绝望的漫长而艰辛的奋斗才能实现。

政府本来完全有可能成功抑制人民当中的各种不满因素，用卢梭圆滑地论证过的抽象的人权理论将人民麻醉，只要这一理论被一个强悍的大脑所掌握，并被用来动用战争资源。但路易十六是一个谦逊、羞涩、温和、讲道德的年轻人，仅有二十三岁，父亲和兄长相继去世后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登上他那荒淫放荡的爷爷留下的王位。他是个合格的君子，但不是合格的国君。他并不渴求掌握实权，而他统治王国的权力也被他那些放荡不羁的前辈耗费殆尽。军队士气低落，而且与人民鱼水情深；国王入不敷出，拿不出钱来满足军费开支和宫廷的日常开销。每年都有惊人的亏空；财政收支混乱到极点。相继上任的大臣们耗尽了所有常规财源；巧立名目的税种也翻不出新花样了。他们做出种种许诺，用尽种种权宜之计，到头来仍是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国库空虚。卡隆和纳克尔乞灵于各种各样的政策，结果都是一样的。一个人浪费，一个人节约，却同样造成致命的后果。没有人愿意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付出牺牲。贵族和牧师拼命维护他们的特权；宫廷也不愿意削减任何一项不必要的开销。局势日益恶化；财政警钟频频敲响。国家破产已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如果这个国王是黎塞留，他应该会迅疾拿出对付贵族和暴民的策略。他会将全国的精英召集到一起，恳请他们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为他出谋划策；同时逼迫宫廷做出牺牲，阻止蛊惑人心的小册子的印刷和流通。政府会跟人民群众结成同盟，答应他们的要求，以爱国主义的的名义夺取胜利。但路易十六太优柔寡断，缺乏主见。这个男人品德高尚，心地善良，没有他前辈的那些恶习。但他被一帮昏庸的大臣和浅薄的顾问包围。这些人不相信群众，对自己的错误毫无知觉，一意孤行。只要他的大臣提出建议，国王就会做出让步。他毫无野心，也热爱祖国；他只是不知道该干什么。

陷入困惑后，他把贵族阶层中的头面人物召集到一块儿，拢共有一百二十多名领主，组成了一个“权贵会”。但这个组织一事无成便解散了，其中只有尔虞我诈，毫无爱国情怀可言。它的眼里只有特权或是对权力的争夺。

在这个危急关头，米拉波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写出了抨击政府的小册子，尖刻，犀利，辛辣，揭示了时代的罪恶，尤其是财政部门的罪恶，其讽刺的笔触灼热而无情。他将国家的痼疾暴露在国民面前，——这是数百年积累的罪恶造成的后果。大臣们利用的伪装和谎言被他一一揭穿。他的抨击锋芒毕露且文采斐然，文笔明澈晓畅，令人生畏。名声不彰，他就设法利用他人的名声，还依靠自己横溢而独特的才华让他人的名声大放异彩。人们争相阅读他的杂文和小册子，大加赞扬。但他的个人品行实在成问题，——出了名的厚颜无耻，令人生厌。他心眼不坏，慷慨大方，善于交朋友，也善于利用朋友。据说没有哪个女人能抗拒他超凡的魅力。——这一点真有点儿不可思议，要知道他的脸跟维尔克斯一样丑陋，还长满了生天花留下的小疙瘩。他私生活糜烂，天生不服管束，因此难以取得王室和政府的信任。人们对他是又赞又恨。

米拉波出生在普罗旺斯省一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家庭，是意大利人的后裔。其父马奎斯·米拉波有自由主义的倾向，写过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文章，有一些文名。但此人性情古怪，脾气粗暴。他的长子，也就是本文的主角米拉波伯爵，智力早熟，且性情开朗，是他父亲的骄傲；但他也有叛逆、暴躁的秉性，惹来很多丢脸的麻烦。马奎斯不得不对他实施严厉的惩戒。但这位父亲的处理方式过于简单、粗暴，结果丝毫没有奏效。他又从国王那里弄到了“王印文书” （lettres de cachet），把他这个不听话、不守规矩的孩子关进各地的政府监狱。但米拉波伯爵总能设法越狱，只是出来后又会被送进去。因此他就成了一个逃亡者，一个流浪者，不得不靠一支笔养活自己。

“权贵会”召开之际，米拉波正在柏林，有一个类似于外交人员的身份。他那敏锐的预感和深邃的洞察力引导他回到动荡混乱的祖国。在这里他意识到自己很快就有用武之地了。虽然自己又浪荡、又奢靡、又无耻，但爱国是不落人后的。他极为仇视封建制度，认定这一制度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就是国家诸多灾难最主要的根源。他曾被专横的势力关押在不同的城堡中，这种痛苦的经历也加深了他对不公平的封建制度的仇恨。在这个时期，他的文章的总主题就是捣毁旧体制，字里行间都喷射着对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蔑视、讥讽和仇恨。他就是喀提林（Catiline，约公元前108-公元前62，古罗马贵族，曾任大法官、非洲总督，曾因未能当选执政官而密谋刺杀执政官西塞罗。——译者注）——一个贵族煽动家，有革命精神，也有革命动机。所以统治势力和贵族阶层不信任他，害怕他，敌视他；普通民众却对他赞赏有加，对他的恶行及傲慢则宽容有加。

“权贵会”一败涂地，首相纳克尔向国王建议召开议会，——由三个等级组成的机构——贵族、教士、平民代表。国会已经有一百五十年没有运作了。似乎没有这个机构的支持和参与，面对当前普遍的危机和看不到纾解希望的财政困境，政府不可能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