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厓子初与予同事绪山钱先生，时予方弱冠，为学文词，而元厓子彬彬，学已有成，与先生独相得。自后，元厓子学益进，不惟师友相推重，即自许亦以为得王文成正传。而予日沦落，且迂僻，酷是宋朱文公，而于文成之道谢不欲闻。然元厓子不以是弃予也，每相遇，必谈论终日，即未尽合，意相许可。自后，予落魄风尘，而元厓子亦小就，为绩溪簿。中丞周潭汪公，为题其轩曰“高士”，意以文公为同安簿，曾以是名其轩，而元厓亦为是官，援以赠之，其属望之者不小矣。然予尝闻之“入山者不探珠，蹈海者不采玉”，王文成诋疵文公不遗余力，元厓子既入文成户庭，宁肯以文公为堂奥？而中丞举以畜之，而元厓子亦欣欣不以为怪，岂文成虽诋文公，其至当自有所在，故为之徒者不嫌两可耶？抑亦漫然居之而不暇迹其实耶？夫名，实之宾也，缘名以责其实，则文公之名轩亦有未易言者。何则？高士者，贤人隐遁之名，非君子履道之极也。夫君子之道平常而已，率其平常，故虽德如孔子、业如周公不以高名。后世所谓高士者，皆商山、富春之流，然商山、富春诸人能高于周、孔耶？顾世方役役，而彼独能危步远引，自或一道。凡言高者，对卑而言，非中道也。朱子身体力行莫非圣贤之实，而顾以此自名，意有所在，语悉其记中。今之士，其役役也甚矣，较尺寸于得失之间，秩非美不居也，何商山、富春之足云？元厓子自负其平生不在人后，而卑卑一簿，恬然居之，役役者比耶？高谈阔论，世非无人，而究其所至，无足比数，文成使之耶？文公使之耶？故有志者且弗曰宋儒新学，必先去其役役，使足比迹于古之高士，始可以共学，而其所当适从，终有所在，此中丞推挽之意，而元厓子默饮其醇，居之而不怪者也。予官留都，元厓子以职事至，留都事简，诸公多论学者，闻元厓子至，皆以为奇遇。顾予固不入其说，人多呶呶，而元厓子不以病予。夫道无两是，入者主，则出者奴，予自愧不免，而元厓子独异于是，此亦其高之一端。而所以名轩之意，初不以此。因为著其说，使归揭之楣间，固以畜元厓子，而亦以告夫后之居是轩者，知此轩非以一人得名。苟能有以自高，则风尘簿书之间亦可以为商山、富春，而文公所望于后至者，将不在同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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