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说起屈原，往往脱不开三个关键词——《离骚》、爱国主义、浪漫主义。
《离骚》就不必说了，太史公有云：“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某种意义上来说，《离骚》是屈原遭到流放之后，发牢骚、表心志而写就的诗歌。只不过，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牢骚未免太高明了些。自然，屈子之爱国，大半也是通过这篇千古绝伦的《离骚》所表现出来的。
但我一直有个疑问，既如此，屈子的浪漫主义标签从何而来？《离骚》中大量的隐喻自然算是浪漫主义，可如果把《离骚》本身归为浪漫主义作品，实在是有些牵强了。《天问》也是一样的道理，一百六十七个疑问的长诗，可以用“饱含哲理”这样的词来形容，但绝不会是“浪漫主义”。
答案就在《九歌》里。
《九歌》是纯粹的。如果说屈原是一个人格分裂者，那么写《九歌》那个人格，一定是最轻松、最快乐的那个。根据东汉王逸的说法，《九歌》是屈子流放之后，见到楚地民间的祭祀之语、歌舞之乐鄙陋不堪，因此而创作的。所以，《九歌》首先是祭祀神明的歌词。
但《九歌》绝不是仅歌词而已，从这首《少司命》就能看出来。
秋兰兮蘼芜，罗生兮堂下。
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
夫人兮自有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驾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
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
孔盖兮翠旌，登九天兮抚彗星。
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
《少司命》在结构上的变换实在让人叹为观止，或五五，或五六，或七六，或七七，但形式的变换却丝毫没有影响韵律的协调，这也是屈原写作的特点，古今大家们分析得很多，我就不献丑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九歌》被称为汉赋的起源，不是没有道理的。
据史记所载，“文昌宫六星，四曰司命。” 可见司命是人们对天空中星星的崇拜而产生的神，而民间传说中既然为神，自然就有配偶。所以就分了大司命、少司命，少司命即是大司命的妻子，类似的情形还有湘君湘夫人等。
司命这个神顾名思义，就是掌管生杀大权的神。大司命和少司命各有分工，大司命主杀伐，判世间俗人善恶，而少司命则主新生，所以也一直被认为是掌管生育的女神。以后世的经验，可以想见，人们对大司命应当是充满敬畏，而对少司命则是敬爱更多一些。
屈子大概也是体味到了这样的心理，所以在写到《少司命》的时候，用词格外的柔婉。他把少司命想象成一位热恋当中的少女，在秋兰、绿叶的环绕当中出现，时而“忽独与余兮目成”，又时而“儵而来兮忽而逝”。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接描写美人，却不经让人畅想，如果真有这样一位可爱可亲可敬的女神，那该是多美啊。
把高高在上的神写得跟人类一样，是屈子的浪漫主义，但似乎有亵渎神灵的嫌疑。毕竟，“神”如果和人一样，便不再具有神性了，是故在所有成熟的宗教体系当中，神必然都是庄严、肃穆、或威严的。
但巧的是，为人所喜爱的，反而是不那么庄严的神。比如古希腊的奥林匹斯诸神，宙斯会被美色所诱惑，赫拉简直就是千古第一妒妇，就连智慧女神雅典娜，也要为了一个金苹果争得脸红耳赤。再比如佛教当中的诸佛，最多被佩戴在人们胸前的，往往是慈祥的观音菩萨，或是笑口常开、挺着大肚子的弥勒。乃至于最讲究偶像崇拜的基督教，也经历了一个神向人转变的过程——为大众所知的圣母像，大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只因不同于中世纪肃穆的风格，文艺复兴的大师们更倾向于从“慈和母亲”这一角度来塑造圣母的形象，如拉斐尔的《草地上的圣母》，还有米开朗基罗的《圣母怜子像》等等。
更何况，《九歌》在展现神具有人性的一面独具优势。要知道，楚国的祭祀不同于黄河流域的祖先崇拜，礼法崇拜由上位者——或君主、或贵族来完成，而是由“巫咸”这个职业来完成的。巫咸在黄帝的时期就有，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形式。每当祭祀的日子到了，身为巫咸之人就会隆重着装，伴随着周围人的伴唱，祈祷神灵“降临”在自己的身上，达到一种神人共感的状态。
所以，本诗当中的“若”“与”“余”等字，都是“自称”，但这种自称和“我”是不同的，更多地代表了“少司命”降临在了自己的身上，自己已经成为了神的代言人等意思。
既然说到人性，就不得不提到本诗当中的名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这句诗的意思很简单，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生别离，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新相知。但若是屈子也用我这样的白话说出来，怕是就没有这么美了。故而，本句首先的亮点还是韵律上的协调，通过“悲莫悲兮”和“乐莫乐兮”这样楚辞特有的表达方式，揭示了人类情感的本质诱因，就会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试想，在一年一度祭祀少司命的日子，大家放下手中的活到了一个特定的场所，如果巫咸所唱的都是些高深莫测、不知所云的词，那肯定会有人感觉无聊的，而巫咸带着表演的性质唱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是不是效果就不一样了呢？这也是《楚辞》和《诗经》之所以流传广、影响深的原因之一——它们兼具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优点。
其次，我认为这句诗是屈子对于《诗经》的一种总结。屈原出自楚国的王族，官居三闾大夫，又有外交家的身份（曾出使齐国），孔子曾言：“不学诗，无以言”，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家，熟读《诗经》是必然的。但正因为屈子出身王族，又一直以政治家的身份而活动，所以他对于世俗百姓的了解可能都是依赖于《诗经》的。所以，当他流放之后，亲眼所见《诗经》当中所描写的种种情状，自然会有很多感触。他虽然未必有“生别离”、“新相知”的经历，却已经足可以了解这样的感情，并把它们写在《九歌》当中了，不仅《少司命》，在另一篇名作《山鬼》当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说到底，恰恰是这种结合着想象的虚幻与对神明的崇敬的感情，成就了《九歌》的浪漫主义。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关于《楚辞》的解读，《少司命》和《山鬼》却是最少的。这可能与儒家文化某种程度上的禁欲有关系，毕竟，写男女之爱的《诗经》都会被曲解，写神之爱情的《少司命》自是也不能多谈了。但今人读《楚辞》，反而可以从这两篇开始，《离骚》虽好，却未必人人能体会，《天问》奥妙，却又容易被归为封建迷信之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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