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粉碎后，一首曲调活泼流畅、歌词丰满生动的《祝酒歌》，形象地描绘出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欢欣喜悦的心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脍炙人口的旋律打动亿万人的心。四十多年后这首歌还在传唱，但是带给人们是绵长而久远的往事与随想。
这首歌的曲作者是英年早逝的著名音乐家施光南，但是大家不清楚的是，施光南的父亲施存统（复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曾经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他的革命生涯也如《祝酒歌》一样，激昂过后绵长悠远。
施存统（1898-1970）出生于浙江金华农家，自小好学，母亲系书香门第之女，对其影响很大。1917年，施存统在舅舅的资助下，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施存统进入一师时，一师已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有了改造社会的热忱和信念，和俞秀松等人创办《浙江新潮》，宣传新思想。
不久，他撰写的《非孝》刊登在《浙江新潮》上，猛烈抨击封建家庭伦理，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浙江省公署和省教育厅查封了《浙江新潮》，并责令开除施存统，解聘陈望道等4名新派教员，遭到一师校长经亨颐拒绝。
1920年2月9日，省教育厅利用学生放寒假之际，免去经亨颐校长职务，杭州学联理事长、一师学生宣中华得知情况后马上联络师生提前返校，向省公署和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收回成命。“一师风潮”由此掀起。
一师师生英勇无畏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各界及海外侨胞的声援终于迫使当局撤退军警，收回解散一师的成命。“一师风潮”终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施存统因此一举成名。
1920年4月间，施存统与俞秀松打算从上海去福建的漳州，投笔从戎，去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在上海停留时，施存统由俞秀松介绍，认识了戴季陶，又由戴介绍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戴、陈都很欣赏这个写《非孝》的勇敢的年轻人。戴说服他们“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二人被说服后，决定留在上海，先在《星期评论》社寄身，同时打算到工厂做工。但当时施存统正患肺病，所以就不得不暂时放弃到工厂做工的打算。
在上海，施存统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渐渐地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施存统成为研究会会员。
这时，经共产国际批准，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的步伐。6月，施存统参加了陈独秀召集的商议成立共产党组织的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名党员之一。
在戴季陶的帮助下，施存统带着一份抄录的党纲东渡日本留学和养病。他到东京后，与在日读书的周佛海取得联系，建立了旅日共产党组织，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中。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李达、李汉俊来函，要求旅日共产党组织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当时旅日共产党组织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个人，施存统是负责人，出席一大在情理之中，但他考虑到周佛海已多年没有回国，便放弃了这次机会。
中共一大后，在施存统的领导下，旅日共产党组织很快发展了十几名成员。8月，共产国际为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派张太雷赴东京与日本共产党联系，邀请日本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大会，施存统积极促成了此事。
由于频繁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交往，施存统引起日本警视厅的注意。1921年12月，施存统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一起被日本当局逮捕，1922年1月施存统被驱逐回国。
施存统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即被陈独秀指派负责团临时中央局，任代理书记，全力进行团组织恢复和团一大的筹建工作。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青年团纲领》、《青年团章程》等文件。施存统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当选为团中央书记，是真正的团中央第一任书记。
团的一大后，在施存统主持下团中央先后发出几十次通告，并在团的机关刊物《先驱》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导各地团的工作，加强团的统一领导。从第4期起，施存统兼任《先驱》主编，进一步加强团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团的思想。在团的幼年时期，施存统的文章和见解，对团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共产党组织是秘密的，青年团则是半公开的，所以党的活动大多以团的名义开展。《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中对施存统领导的团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中国的青年团已成为能组织群众运动的团体，这是你们实际运动中胜利的事实。”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施存统等30多人出席会议。大会选出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是执行委员之一。但此时施存统的神经衰弱已十分严重。于是在第二届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各委员分工时他力辞一切职务。经讨论，大家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
离开团中央不久，施存统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施存统学识渊博、讲课形象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也收获了第一份爱情，和中共初期著名美女王一知同居了。
1924年10月，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被反动当局通缉。瞿秋白离校后，施存统继任社会学系主任一职。
在此期间，王一知和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张太雷产生感情，离开他和张同居了。
施存统大受刺激，还好他的感情创伤很快被敬重他的女学生钟复光修复。当时，钟复光与他探讨“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时，施存统专门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为了表达情意，他改名“施复亮”，并作了一首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
传奇老托派郑超麟是这样记载的：
我回国后，党内第一件恋爱大风潮是张太雷闹的。当事人都不是回国的莫斯科学生。江浙战争停止后，太雷把他的母亲、老婆、孩子送回常州去了，自己一个人住在慕尔鸣路房子里，夜里在民国日报馆当编辑，此时，中央宣传部连同《向导》报编辑部都搬走了，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成功，另租房子同居，慕尔鸣路空出许多房间。施存统一家便搬来居住。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客人来时很有礼貌招待，过新年还打麻将。存统聚精会神对着麻将牌，慕尔鸣路房子改变了过去布尔塞维克巢穴的作风。
可是，渐渐地张太雷和王一知（存统夫人，存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谈得投机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有一天夜里，在民国日报馆编辑室里，存统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久。叶楚伧、邵力子摸不着头脑，存统自己又不肯说。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太雷此时是ＣＹ新任总书记，我知道有许多人攻击他，使他不能安于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同志攻击他，也许是上海大学学生。有个时候，我听说，中央要派他去外蒙古，做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秋白说：这是充军了。由秋白说情，这位ＣＹ总书记派去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他携带一知同去，存统的孩子也去。存统跟发了疯一般。这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住进医院，上海大学女学生钟复光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愤慨。慢慢地，这位施光亮先生就“复亮”起来了。
1925年五卅运动中，施复亮发表大量文章激励学生斗志。施存统素有刀笔之称，其文辞犀利。他不遗余力宣传国共两党合作，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抨击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最终遭军阀孙传芳的通缉。1926年8月，在党组织安排下他离开上海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
1927年，“4·12”事变后，全国上下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在这种极其险恶的形势下，施复亮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思想上，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也不满共产党的暴动。
他认为中国革命有两个系统，而且亦只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承继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的系统，以解放整个被压迫民族为革命的出发点，在国民革命中去完成社会革命；一个是承继第三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系统，以解放无产阶级为革命的出发点，中国革命只是以帮手的资格参加世界革命。
他郑重的说：“中国革命只有在孙先生这个国民革命的理论之下才能完成，这好象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只有在马克思那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之下才能完成一样。”而且还说：“中国革命自有他自己的立场。”施存统并不毁谤马克思主义，但汇合他这些意思可得一结论，便是“不适国情”！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1927年8月30日，他撰写的《悲痛的自白》刊登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但宣布不退出国民党。
脱党后的施复亮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1928年初，他与许德珩、李达等12人组成“本社”社团，“本社”是“不忘马克思主义之本”之意。不久，他又参与筹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试图改组国民党。
1928年底，施复亮退出改组派，潜心教书做学问。1929年到1936年间，他编著了《资本论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唯物史观经济史》、《现代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译著，这些书有些是他一个人译的，有的是与陈望道等人共译的。这些书经常遭到查禁，赖以生活的稿费、版税收入自然很微薄，但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帮助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九一八的炮声让已经回到书斋里的施复亮再次开始关心政治，他在北平公开演讲，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不少学生纷纷去他任教的民国大学“听左派教授施存统演讲”。因为思想激进遭当局通缉，1933年由冯玉祥资助，施复亮东渡日本卖书、读书。1936年春，他在上海与人共筹进化书局，还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同年应李宗仁之邀去广西大学教书。
1941年2月，施复亮被南方印刷馆解职后生活艰难，有人劝他投靠国民党，参加参政会当个参议员，被他严词拒绝，表示“宁可饿肚子，不投蒋介石”。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即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2月10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复亮作为民建代表参加大会。会议进行中国民党特务冲进会场，大打出手，致使施复亮、李公朴、郭沫若等许多民主人士被打伤。周恩来、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在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就赶往医院慰问。
施复亮回到上海，教育部密令所有大学不许聘用他，应聘月刊主编写第一篇文章就因反蒋被辞退，生活依靠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救济。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施复亮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顾问。9月他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施复亮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1954年因病辞去劳动部副部长职务，1970年11月病逝。
建国后王一知长期担任北京101中学校长，无独有偶，施复亮的音乐家儿子施光南就在这所学校读书。
施复亮生前从来没有和儿女提起过历史上脱党的事情，他女儿施月明认为那是父亲心中永远的伤痛。但个中滋味，只有当事人自明，外人岂能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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