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先生回忆录之《关山夺路》，里面描述了不少物价恶性上涨的怪现象，读来让人印象深刻。
市场上的反映是价格剧烈波动：
那时人人买银元，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的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回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一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捆。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饭比碗值钱，煤比灶值钱，衣服比人值钱。“骑马赶不上行市”，“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生活矫治犹豫，训练果断，人人不留隔夜钱。乡间交易要盐不要钱，要草纸不要钞票。
政府超量发行货币，导致居民购买力急剧下降，人民财富大幅缩水。
发行金圆券是个骇人的连环骗局，当初说金圆券一圆含金0.22217盎司，但是并未铸造硬币，这是一骗；当局定下比例，以金圆券二亿换回法币六百万亿，这是二骗；本说发行总量二十亿，马上又有“限外发行”，这是三骗；然后干脆无限制发行，最后发行量超出三十四万倍，这是四骗。他骗谁，金圆券出笼的那天，聪明狡黠的人立刻去换银圆、买黄金，把金银埋藏在地下，那效忠政府、信任政策的人，纷纷把黄金美钞送给银行兑换新钞，政府骗了最支持他的人，骗得很无情。
王先生这周领到的工资，汇给父亲，结果等收到时已经成了废纸。
那时机关部队领到经费，先拿去投资进货，三天五天以后货物涨价几倍，他卖掉货物再发员工薪水，稳赚一大笔钱。汇兑也是这样，我领到薪水送进银行，银行里的某一个人，先把汇款并入他的资金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汇出去；对方银行收到了钱，也有那么一个人先拿去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通知我父亲，这时候那点钱就成了废纸。咳，“人为财死”，而我只是为了一叠废纸。
他认为政治人物是利益导向，不讲品行，只讲交易，高层勾心斗角，谎话连篇。
也许政治人物命中注定要说谎，拿破仑承认，他在公众之前没说一句老实话。抗战八年，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都受了伤，都正在护理谎言重创后的心灵，而中共新兴乍起，犹能以遥想的理想铸造钢铁骑士！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籍华人小说家哈金的《战争垃圾》（War Trash）出版，描写“朝鲜战争”后的劫余人物，哈金对我说，他喜欢人家把这本小说的名字译成《战废品》。中国对日抗战制造大量废品，但中共养精蓄锐，国共内战可说是废品对新品的战争。
而下层人物，也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榨取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一包一包军米过磅以后，由码头工人背上火车。工人手里拿着一支铁钩，先把铁钩插进麻袋，用力向上一提，接着一转身，另一个工人两手捧起麻袋，向上一送，整袋米驮在背上，这时铁钩在麻袋上拉出缝隙，大米哗啦哗啦流到地上。地上早已打扫干净，从地上扫起来的米仍是好米，可是依照规定，这些米受了污染，需要整理，整理时有进一步的损耗，两斤折合一斤。每一船米都会有相当数量的“污染米”。工人为什么一定要用那把铁钩？政府从未过问。
政府的防作弊措施道高一尺，而作弊者却寻找着相关规定的漏洞，魔高一丈。
那时代贪官的风险很小，可以说，“有所不为”的风险比“无所不为”的风险还要大。“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同事长官形成共识，大家有不成文的盟约，若是一个贪官倒下去、揭开来，所有的加盟者都成一网之鱼，他们必须互相保证人人可以全身而退。也正因为如此，贪污的数目必须竭力扩大，他必须计算各方打点之后还能剩下多少，他必须筹划怎样使加盟者皆大欢喜，结果贪得越多越安全。这是第一道防线。
还有第二道防线。万一官司上身，推给部下承担，只要部下说一句“这是我干的，上司不知道”，上级顺水推舟，贪官金蝉脱壳。东方文化有“替死”的传统，首长平时注意物色人选，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有一个年轻人，朴实率真，讲忠讲义，没有才能见异思迁，有一点把柄可以掌握胁持，首长就拔擢这个人，把他放在他自己不能达到的位置，由他感恩图报，火中取栗。如果首长该坐牢，他也该坐牢，他一人坐牢可以大事化小，首长还可以照顾他的家小，供应他在狱中的需要，安排他出狱后的工作。
最大的恐惧是部下挺身检举，平时首长必须在维持尊严和安抚不驯之间取得平衡，这就增加了统驭的难度。倘若“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法网恢恢，那就启用第三道防线。没什么了不起！抗战时期，国府本有《惩治贪污条例》，明文规定要没收贪官的财产，胜利后检讨战时法规，认为这一条很像是专制时代的抄家，不合时代潮流，予以彻底修正，贪官失去权位，仍可以保有财富。我曾听见一位官太太在打牌的时候说：“我们这辈子和下一辈子吃不完也喝不完，什么都不怕！”她的丈夫因贪污判罪，正在狱中服刑。
贪官的风险小，收益大，人们尽量做出有利自己的选择。政府腐败，连政府工作人员都显出旁观者的笑容。
国共内战打到一九四八年，国军在两个主力决战的战场上都告失败，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山东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眼见反攻无望，坚守也难持久，河北战场唇齿相依，这时候也只剩下北平、天津、新保安、塘沽。
形势日非，倘若由作家构想情节，我们人人垂头丧气，惶惶不安。然而我们那个承办后勤军运补给的办公室里，却经常出现亢奋的情绪，哄堂的笑声。秦皇岛到沈阳的火车已全线不通，押运员闲来无事，畅谈他们所见所闻。他们讲述国军投降或败退的情状痛快淋漓，共军征集民工两万六千人，以两昼夜工夫，将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铁轨全部翻转，他们嬉笑述说，如欣赏一幕闹剧。他们的情绪感染整个办公室的人，大家爱听，如同接受一个免费的娱乐节目。
最底层的老百姓，则是用生命去冒险。
沈阳冬天寒冷，家家烧煤取暖，常见煤灰堆积在空旷之处，隆起如丘陵。难民家庭的小男孩围着灰堆挖掘，寻找尚未完全燃烧的煤核儿回家使用，个个小手冻得又红又肿，看见他们，我想起自己的弟弟。煤从抚顺运来，常有整车整车的煤停在铁轨上等待卸运，无顶车厢的底部往往有缝隙，煤屑漏下来，落在铁轨上，踏雪寻“煤”的孩子钻到车厢底下去，一撮一撮抓起来，一粒一粒捏起来。铁路警察看见了，抬起皮靴踢他们，身材大些的孩子，他踢屁股，身材小些的孩子，他踢腿肚子。我问警察，煤屑落地以后，你们不可能再收拾起来，何不由这些个孩子去打扫？警察告诉我，司机开动列车时，可能忘了从车尾到车头察看一遍，铁轮滚动，这些孩子就没命了。那么把他们喊出来也就是了，何必狠狠地踢呢？警察愤愤地说，你不踢，他们不罢手，喊破喉咙也枉然。我彷徨良久，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就此爆发。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东北流亡学生集体走上北平街头，军警布成人墙拦截，学生不退，军警开枪，学生九人死亡，七十多人受伤。蕴玉来信历述惊险，他说幸亏受过军事训练。那时我们比别人多些常识，恐慌的人群是死亡的旋涡，人潮席卷，容易因碰撞而受伤，如果撞倒在地，多半遭践踏丧命。商家住户看见学生游行请愿，连忙关紧大门，门板和墙壁相比，毕竟凹下去几寸，这几寸空间也能避难，身体紧紧贴在门板上，比随波逐流要安全。如果位置离门太远，挤不过去，那就抱住电线杆。我在文章里公布了蕴玉的救命秘笈。
而人多的地方，做得好就成了群体智慧，搞不好就成了乌合之众。
母亲说过，“人多胆子大，能做不能当”，她的话有道理。我还记得日本兵打到家乡，大家逃难，当前敌情不明，如果越走同行的越少，大家就害怕，即使那条路很安全，如果同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就放心，即使再走下去很危险。这叫“群胆”，好像大家互相担保，一同负责。“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到了台湾还一再引述。
我没能把那篇文章写好，如果十年以后写，我会加上“人一多你就犯糊涂”，我已读过许多研究群众心理的文章，但我宁愿引用母亲这句家常话。我已知道个人一旦融入群众，往往陷于催眠状态，思考力、判断力很弱，据说智商只有十四岁，盲从妄动，跟大伙儿一齐叫、一齐冲。日本人常说“红灯大家一齐闯就安全”，其实“他所做的他自己不晓得”。这时候群众会像磁石一样，把旁观的人吸过去、卷进来。当年军警镇暴，也往往把看热闹的人打一顿，或者把中途经过现场的青年铐起来。
他终于知道了：
人生在世，临到每一个紧要关头，你都是孤军哀兵。
对于国共的差距，王鼎钧这样写道：
后来我在天津被解放军俘去，接受管训，发现他们每天晚上分组开会，彼此交换经验，改进缺点，解决疑难。这才想到，当初沈阳市内市外，到处可能有看不到的解放军，这种检讨会也是每晚都在举行的吧，他们缩短睡眠时间做工作，国府在东北的军政官员也缩短睡眠时间去享乐，正是：“台下卧薪台上舞，可怜俱是不眠人。”
国民党是掌握关键节点，重视关键人物的作用，他们忽略了广大人民的力量。
概括地说，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已经运作，国民党顺应这种运作，倚赖由运作产生的枢纽人物，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地主是佃农的枢纽，资本家是工人的枢纽，校长是学生的枢纽；一个校长等于全校学生，一个地主等于全村佃户，一个厂长、董事长能抵他旗下一千个工人。国民党注意拉拢这些人，重视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
而共产党是权力分散，擅长发动群众，它本就一无所有，因而对于不合理的制度有坚决打破的决心。
共产党不怕麻烦，反方向而行，它搞“农村包围城市”、“小鱼吃大鱼”。它结合贫农，不要地主；它结合工人，不要资本家；它结合学生，不要教育部长。一部总机下面有一千具电话，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电话机不通。它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理直气壮地去组织学生和农民，因为上阵打仗要靠多数，不能靠少数。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齐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
最终的结局是，国军越来越乱，越乱越败，而中共乱中求治，日有所进。时间一长，双方的高下更加明显。
辽沈战役结束时，平津的局面尚能维持，淮海战役还没开打，国军当局办事还有旧谱。平津既失，徐蚌又败，加上统帅引退，危局之中，就没有心情再谈大计顾后果了。我一路行来，发现中共乱中求治，天天改进，两相对照，看见国军阵营的“失败主义”。
母亲去世，国军无道，王鼎钧对军队失去信心，对未来有了新的打算。
五姨以后不再来信，天下已乱，人人学习无情，母亲去世，她好像认为和我家尘缘已了。她这封信不带感情，简洁客观。我读了她的信热血上涌，夺门而出，必须找一个地方去痛哭，我在马路上乱闯，哭不出来。我闯到地藏庵，小师父照例送来一杯茶，一部经，封面上写着《父母恩深难报经》。我推案而起，我来不及哭，我暗想，我离开宪兵的时候到了！整饬军纪根本没希望，我得另找生存的意义，通货膨胀太快，宪兵待遇太低，稿费收入又不稳定，我得变个法儿活。日本企业家松下说，倘若第一颗纽扣扣错了，以后会一直错下去，我的第一个纽扣已经扣错，现在得扣第二个。
读书让他胸有丘壑，眼界大开。
我当然也有收获，六册文选读完，我眼界大开，立刻觉得长大了，比起同侪，我算是见多识广。白话文学在我血管里流来流去，所有的方块字都有新的生命，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世界装进一个口袋里，背起来万里长走。
逃亡途中，他遇到不少的趣事。
困倦来了，太阳劝人合上眼皮，我到空旷的田野里寻一个低洼的地方躺下，趁着一天之内温度最高的时分睡上一觉。
心神不安，我总是突然睁开了眼，好像出现了危机。真奇怪，一只猪的大脸逼近，我在熟睡中感受到它的压力。猪于人无害，我从容看它，距离近，它脸上的皱纹都放大了，线条古朴，形象居然有悲苦之美。
另外一次，我突然醒来，看见一只狗，它的嘴巴离我的脸大约只有一英尺。这还了得！它想干什么！父老相传，战场附近家犬多半吃过人的尸体，从此有了狼性，爱吃人，它即使不敢吃大人也敢吃小孩，不敢吃站着的人也敢吃躺着的人。胶济沿线正是国共两军多次激战的地方，我确实吓了一跳，不敢动也不敢不动，还好，它看见我睁开眼睛，掉头走开。它还是一只善良的狗。
自作聪明的人总要受到惩罚。记得那天我进入潍县境内，庆幸全程已走过一半，仍然是夜间，仍然走在铁轨上，黑暗中突然听见哗啦一声子弹上膛，同时有人大喝一声：“站住！举起手来！”我站好，双手举高，说明自己的身份，对方命令：“你拍着巴掌走过来。”真好笑，我打游击的时候听到故事，敌人教他拍巴掌表示手中没有武器，他左手打自己耳光，右手握紧手枪，这个解放军战士居然没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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