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似水

        二零一三年九月初，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普通到我甚至记不清日子了。空气中还带着夏天的热情，太阳明晃晃地照着。照例下班，照例回家，照例老公在做饭，一切如往常一样，直到接到哥哥的电话。 “爸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不是很好。” “田大夫已经联系好医生了，周五做手术。”“我办好休假了，明天陪爸一起来。”电话那端哥哥低沉的声音透着担忧。我挂了电话，像只没头的苍蝇来回乱转，脑袋里更是有一千只苍蝇 “嗡嗡”乱叫。

      父亲病了？怎么可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记忆中，那个嗓门很大，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身高近一米八，体重一百九十斤的大写的男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始终如山一样屹立着，怎么可能病了呢？这一念头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回旋，企图阻挡突然炸响的重磅炸弹，我一时不能接受，也无法接受坏消息。但不管你接受或者不接受，现实都狞笑着撕裂原本平静的生活。

      第二天，哥哥和父亲一起来家里，父亲照旧大声说笑，大口吃饭，我偷偷地瞄着父亲，看他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毫无病态，于是我心里一百遍地质疑医生的鉴定结果和治疗方案，一直到办了住院手续，亲耳再次听到检查结果后才慢慢接受父亲不但真的病了，而且不是小病的事实。

      父亲做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哥哥去医院送东西，哥哥有点感冒，老公留下来陪床。在走廊很远处就听到父亲的声音，照旧大声地和别人聊着天，说着笑，完全不像第二天要做大手术的病人。护士进来了，叮嘱术前的相关事宜，笑着问父亲会不会咳嗽，父亲立马声音很大地示范着咳了几下。那一刻在我看来父亲真的像一位已经准备好上战场的将军，而且很自信这场仗必胜无疑。平日里无论看电视还是看书，父亲都喜欢看战争类的，或许是看得久了，这一刻便在潜意识里表现出英雄般的豪气。他压根想象不到第二天手术后的一周内，医生让他必须吐痰时，一声轻微的咳嗽都让他竭尽全力，而且痛苦万分。

      几声闷雷，接着一阵暴雨倾下，病房里大家避开手术，聊着轻松的话题，但总有一种异样的磁场萦回。雨很快停了，天空被擦拭得分外明亮，东边的天空出现了半弯彩虹，接着又出现了半弯，难得一见的双虹，在夕阳的照耀下色彩明丽，连病房里也映衬出吉祥的彩光。记得很清楚，那天很多人的空间里都发了双虹的照片，并感叹难得一见。而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着这应该算是一个好兆头，明天父亲的手术一定会很顺利，父亲也会有惊无险地度过这一劫。

        回家的路上，我和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哥哥的感冒似乎加重了，车内的空气也沉甸甸的。母亲在家里给我俩做好饭等着，我的女儿还不谙世事，欢喜地迎我们回家。哥哥在上楼时说头晕得厉害，一进家门就进卧室躺下了。我不想让母亲担心，也没说哥哥感冒严重了，只是一边帮母亲端饭菜，一边留心着卧室里的动静。就在把饭菜摆好的那一瞬间，我回头猛然看到哥哥居然开始抽搐了，我几步跨进卧室压住哥哥的腿。只见他牙关打战，声音发抖着说他冷得很，母亲见状顿时容颜失色，疾呼的声音也变了调。扯过一床被子压在哥哥身上后，我没命地跑去叫社区大夫，刚好那天给哥看病的刘大夫还在，他二话不说就和我一起往家跑。简单的诊断之后，哥哥的呼吸还是急促，并伴有昏厥现象。我只能把女儿托付给对门邻居，然后和母亲一起送哥去医院。出门前给田大夫打了电话，刚下班到家的田大夫说她直接往医院去。田大夫是哥哥的同学，性格开朗，为人特别热情。

      好心的邻居帮我们一起把哥哥扶下楼送到车里，母亲后来说那天晚上我把车开得飞快，甭提她有多担心，但她却始终没敢多说一句话。把哥哥送进急诊室后，田大夫也到了，恰好那天哥哥的同学王彦芳和她老公高大夫刚从田大夫家门口路过，要赶去医院看望我父亲，田大夫及时叫住他们一起来医院，更巧的是高大夫正好是这家医院的大夫，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哥哥发高烧超过39度了，处于迷糊状态。各种检查都做了，却始终没有找到原因，高大夫建议去做胸透，而且他一起进了胸透室。等他从胸透室出来后给田大夫低声说了几句，我看着他们的神色都变得凝重起来，过了一会儿，田大夫告诉我说是肠梗阻，得住院，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可能要动手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病名，之前对于这个病一无所知，但“手术”一词却如五雷轰顶炸裂了我的思维。真是“福无双止，祸不单行”，雪上加霜的现状容不得我有时间难过，我只能赶紧去给哥哥办好住院手续，然后这个医院的一切就交给了大夫和随后赶来的姐夫和妹夫他们。

      午夜十二点多，我和母亲回到家时，女儿正眼巴巴地在邻居家等着我接她回家。许久以来，我做过很多种假设，但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假设，只要那夜没有田大夫和王彦芳夫妇的鼎力相助，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应对得了，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这种从未表达过的感激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历久弥深。

      第二天八点钟我赶去了父亲住的医院，大夫说好九点进手术室。见到父亲时，他还是神色淡定，一夜睡得很好，没有丝毫的惊惶。父亲问哥哥为什么没有来，我慌称哥哥感冒重了，父亲也信以为真，他还说让哥哥好好休息。接着父亲如流水线上的产品，由护士带着做各种术前准备，最后推送到手术室门口，当手术室的门合上时，我一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亲朋好友十多人都陪着我一起等，包括八十岁的大姨父也坐在手术室门口的椅子上不愿离开。手术室门外的长廊里堆满了形形色色等待中的病人家属，听着广播，然后一个个被医生叫去谈话间做术前谈话。一时摩肩接踵，人声鼎沸。轮到叫父亲名字时，老公去谈话室了，我不想听各种最坏的可能性。老公回来后只说医生知道他的身份后迟疑要不要跟他谈，老公坚定地告诉医生他可以做主签字后医生才放心，我没问医生说了些啥，老公也从没有告诉过我。

      从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再到下午二点，其间田大夫出来过一次，说手术正在进行。下午四点多田大夫再次出来说手术终于结束了，一切顺利，已经转到ICU了，并叮嘱我们先好好休息，因为后期的护理还很漫长。那是怎样的一天啊，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该想什么，也不知道还能想什么。大姑打电话告诉我要坚强时，我的眼泪却喷涌而出，我躲在花园旁的松树后任由收不住的泪水肆意流淌，那一刻心中从未有过的绝望与无助感此后一直抹不去。等我擦干眼泪之后突然意识到在关键节口，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于是我告诉自己不再对任何人说起父亲的病，不再流一滴泪。我想后来我自始至终是面上带着笑的，因为大家善意的同情和哪怕只言片语的安慰也会让我硬撑起的坚强瞬间瓦解，进而脆弱到崩溃。于是，我在空间里一遍遍地写下: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咬着牙往下扛。后来便真的扛过去了。 

      手术结束后亲朋好友都暂时离开了，我想起了哥哥，于是去另一家医院看望。当我坐在公交车上时，车窗外阳光依旧刺眼，街市依旧喧闹，而这一切对我却恍若隔世。中途我才想起早晨我是开着车来的，而我把车遗忘在医院了。

      躺在另一家医院病床上的哥哥被禁食了，插着鼻饲，一夜高烧后看起来还很虚弱，状况不是很乐观。昨夜的押金已经花完了，我又去交了钱。哥哥的几个好朋友闻讯都赶来了，他们送着各种零食巴结着护士，让护士允许他们都留下来晚上照顾哥哥。哥哥因为担心父亲的手术很焦躁，尤其从重症出来后近一百九的父亲需要好几个人才能抬到病床上。金哥笑着安慰哥说：“你就安心治你的病，老爹有这么多儿郎呢，你担心啥。”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麻木的，我几乎丝毫没有表达过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自小在父母兄长呵护下长大的我还没有学会照顾别人，也没有想过如何担起责任，被生活猛然一记耳光抽过来时，我有些晕头转向，只是凭着本能咬着牙挺住了，根本顾不上对亲友们的帮助从容地道声“谢谢”。

      下午嫂子来照顾哥哥，我又回到父亲的医院了，田大夫那晚换班在ICU帮忙照顾父亲，但我还是觉得应该留在离父亲最近的地方。田大夫说晚上我可以进去看望一下父亲。八点多时我独自坐在手术室门口，白日里拥挤的长廊一下子太空阔了，甚至有点阴森森的，消毒水消灭了所有气味的医院散发着呛人的味道，没有丝毫人气，一盏昏黄的灯光在我身后的顶部诡异地亮着，将我的影子拉长在我眼前，那一层楼就我一人孤零零地坐在手术室门口。我自小胆子极小，晚上无论去哪里都要有人陪着，但那一刻我却一动不动地坐着，即使幻想出的各种鬼魅在我身后飘荡，我也告诉自己不用害怕，我知道盯着的那道门后父亲就在那里。

      坐了近一个小时后，我见到了父亲。若大的空间里摆放着很多张床，每一张床上都躺着一个插着各种管子的病体。四周静得可怕，医疗机器发出的声音响得吓人。我的父亲就是众多病人中的一个，插着各种管子躺着，呼吸声很重。麻药的药效退去之后，父亲的意识很清楚，田大夫问认不认识我，父亲用鼻息声答：“是我姑娘。”我问父亲疼不疼，父亲轻微地点了点头。我就站在床边很陌生地望着父亲，很难想象这就是昨天还昂首挺胸，大声说笑的父亲。终于我知道我什么忙也帮不了，甚至连起码的安慰也做不到，我怯懦地逃回到病房，倒头在父亲的病床上，奇怪的是向来失眠，换了地方根本睡不着的我那夜却睡得很沉，直到天亮也不愿醒来。

      父亲转到普通病房后仍然插着很多管子，水米不能进。尤其记忆深刻的是分别躺在两家医院的父亲和哥哥都插着鼻饲，都不能进食，后来哥哥的朋友们打趣说，父子连心，或许是哥哥在帮父亲分担灾难。刚到病房的时候，父亲差不多是24小时输着液体，我和老公两个人守护着，晚上我和老公说好我看守前半夜，老公守后半夜，但老公总是说让我先睡，后半夜他叫醒我。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天我居然异乎寻常的瞌睡，有时半夜醒来时，迷迷糊糊看到老公的身影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动，挣扎着起来想换老公，让他去睡一会，老公总是推倒我说再睡一会儿，我竟然又睡着了，而且再睁眼时已天亮。于是操心叫护士换液体的老公来来回回走到了天亮。后来连续多天老公都衣不解带地日夜服侍着父亲，帮父亲翻身、吐痰，包括上厕所他都掌握了技巧， 他不放心别人帮忙照顾。同病房的其它人都纷纷感叹父亲好命，居然遇到这样一个女婿。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生病期间一直是女儿照顾，他难过地说他的儿子都不可能这样照顾他 。老公从来都只说这是他应尽之责。

      在特定的事件里时间才变得极其有意义。第一天，父亲的每一个细胞都不受他自身控制似的，一动也不能动，半躺着做雾化时需要三个人才能扶起来，就连咳嗽一声也需要两个人帮忙压着刀口，轻咳一声跟要一次命似的；第三天，父亲可以喝几滴水了；第五天，父亲说话时我们不再附下身子贴着耳根听了；第七天，终于拔去了一根管子……时间每天都刻下新的记录，每天都闪现着希望。我第一次如此详细地打量生命，看着它由最强到最弱，然后又一点一点强大起来。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健康的躯体里到底蕴含着多少充满力量的生命因子。纵然每个躯体终将归于黄尘，但那也是在每一个生命因子释放完力量之后，这便是活着的责任和意义吧。

      一周后父亲由一个人帮忙就能起身半躺着了，还能下床站一会儿了。一周后哥哥也出院了。或许是父亲一直专注于与病痛抗争，他居然从来没有问起过哥哥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看他。亲朋好友们照旧他来你往，每天都有人陪着我们，我心中也空前的快乐，说快乐可能真的不合适，但经过这么些天，看到哥哥出院，父亲渐渐好转，那种切实的快乐是从未有过的。

      半月后父亲也出院了，我们迎父亲回家郑重得像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宾似的，以至于全家人突然多了一丝客气和生疏，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有时候语言反是最苍白无力的。

      父亲身体的恢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所有的病痛都是父亲自己承受，我们只能想法设法找寻适合父亲的补品和食物。有时父亲会烦躁地发脾气，但我们没有见到过，隐忍的母亲独自默默承受，我从未见母亲掉过一滴泪，也没有听到她抱怨过一句，叹息过一声，她竭尽所能地成为我和哥哥的精神支柱。

      第一次化疗时，父亲还有强壮的身体做底子，所以反应不是很强烈。我去接父亲出院时，父亲还是乐天派，不想表现出来难受，但半路上他还是没忍住恶心，我赶紧把车停路边，却无计可施，我轻轻地拍着父亲的后背，从没想过有一天父亲会如此虚弱。后来再去化疗时母亲不让我们去陪，她自己陪着去。其实那一年母亲的腰椎尖盘突出症又犯了,严重的时候压迫坐骨神经,一条腿也麻木了。在父亲住院期间,有传说一百公里外的偏远的地方有一大夫治得比较好,所以每周末我都要带母亲去那里看一次腰,可是母亲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不容商量地陪父亲去医院。

      一个月的周期，出院欣慰，入院难过。我从来不和母亲争着去医院，我知道母亲一方面想减轻我们的负担，一方面她只有自己陪着才会安心，至少父亲难受的时候不用忍着不发火。一次又一次老公帮父母收拾住院的东西时，我总是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出来，我无法接受父母一次次拎着东西让老公送去医院的身影，也心疼父亲刚刚好一点的身体又要去经历一次考验。无能为力的哀伤撑得我胸口发疼。起初老公责怪我居然不出卧室，但当看到我躲在被子里流泪时，再也没说过什么。半年时间里父母去过五次医院，我五次没出卧室，五次听着父母收拾东西的声音时裹着被子悄悄流泪。幸好我善良的父母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不出来，也没有因为我躲在卧室而抱怨过我半句。

        时间总是能解决所有问题，那最煎熬的半年总算一天一天过去了。半年后终于不用再去医院了，但父亲的身体也迅速瘦弱下来，好在父亲倒是夜夜安睡如故，天天笑颜依旧。母亲每天想着法子给父亲做饭，一天做五六次，尽量不重样。我们照旧上班，只是上班的心情好像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日子貌似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又悄悄偏移了重心。

      后来老公和我聊天的时候他问我还记不记得给我看过头痛病的徐大夫。我突然记起还在父亲生病前一年多，我去看病时徐大夫瞅了一会儿老公说了一句：“你要伺候老人。”过了一会儿，他又盯着我的脸一小会儿说：“你也要伺候老人，你们两个都要伺候老人。”恰巧那个时候奶奶摔伤了腿，我们天真地以为徐大夫所指是这，所以也没往心里去。直到父亲病愈才明白徐大夫说的“伺候老人”所指是什么。因为在父亲查出病前一个月左右，公公也查出患了重症，更不幸的是公公于2014年正月永远离开了。后来我总想找徐大夫问一下其中的玄秘，但再也没有联系到他。或许人的一生如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一样，总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也正因为要渡这些劫难，我们才将死之无常，生之灿烂看得更清楚。没有谁的明天永远比意外先来到，只有与家人相伴的过去的每一天才是永恒。

      另外我还想提起我曾经做过的那个梦。那是中午得知父亲病了的那个晚上，思绪乱成一团麻，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一直快到天亮才迷迷糊糊睡着了。梦境中我带着女儿和一群陌生人走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中，正当大家刚坐下休息时，我抬头看见眼前的一座大山左右摇晃着要崩塌了，我惊恐地拉起女儿就往外跑，谁知没跑几步就已到了马路边，警察们早已拉起了警界线，我站在警界线内听到有个警察说：“有惊无险！”转身再看那座已经开始崩塌的大山却如倒镜头一般，一点一点重新往上耸立。正长出一口气时又意外看到大山对面的那座小山伸着一个悬崖，那个崖尖像被一根橡皮筋扯住弹出去似的，上下弹动，眼看要折了，却晃动了几下又停住了。醒来后，梦中的情境清晰可见，我宿命地安慰自己说那座大山应该就是父亲，这次父亲生病一定是有惊无险，至于那座小山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寓意着母亲，因为那年母亲的身体也一直不好。直到事后才幡然醒悟：原来那座小山居然象征着哥哥。人就这样，总是处在迷局当中，假使真有神力给我们某种暗示，我们还是尘心蒙垢，很难领悟旨意。

        距离那最艰难的一年已经过去六年了，六年来我很多次打开电脑，但很多次空白，因为每每回忆起还是很慌乱，一直沉淀不下来。直到伴在父亲身边的时日越来越多，看着父亲每天都去打牌，写字，近期又被别人约去唱歌，把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时，我的心才安定下来。尤其每天回家叫一声“爸”然后听到答应声时，我真的很感念命运如此眷顾、恩待于我们。我终于有勇气让那些历久弥新的人和事，即使那些咬着牙坚持下来的艰难时日再现一遍，并提醒自己铭记那些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帮我走过艰难的亲朋好友。

      岁月如歌，歌中唱尽悲欢离愁，流年似水，流过平缓湍急与曲直。时光如巨浪淘尽泥沙之后又归平静，生活依旧在感恩与平淡中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