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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
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哥与旗手在莫斯科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原来的分歧基本上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但是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与斯大林并不是很高兴。
当天，在北京举行了重大的庆祝仪式，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报纸电台和集会游行，对新条约的签订与伟大的苏联以及毛泽东交口称赞！刘少奇在北京饭店举行庆祝的鸡尾酒会，近千人参加，北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
但是，这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之时，只有一个人高兴不起来，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3月4日，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中央要求毛泽东谈谈访苏的见闻与意义，本来这么重大的事，他一定有好多想法，但他并没有谈，而是把这个事推给了周恩来。
是什么让苏联和斯大林在短短的时间内在新条约签订上两次做出了重大转变，放弃了苏俄世世代代争取的远东利益而迁就了毛泽东和新中国政府（一次是废除1945年与国民政府签订的旧条约；第二次就是就新条约的内容做出了重大让步）又是什么使美国人在关键时向中共抛来了橄榄枝，放弃台湾甚至朝鲜半岛呢？
难道是共产主义情怀吗！当然不是。凭毛泽东的坚决要求吗？也不是，仅凭中苏两国的力量对比，即使毛泽东态度再强硬一百倍，斯大林也不会放在眼里。实际上此时发挥作用与影响力的，是国际大背景，主要就是美国这个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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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来看，苏美两国在决策上，至少在决策程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苏联基本上是斯大林（中国也是一样！）或者极少数的几个人说了就算，轮不到别的人讲话，轮到的时候也是举手欢呼；而美国则科学许多民主许多，首先美国是国务院国家政策设计室就国家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备忘录或者研究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研究后提交总统；五角大楼也会就相似的问题通过参联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国防部就相同的问题向总统提供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交往之中，几个大的历史事件，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都是在中共已经做出自己的决议的情况下，斯大林根据苏联的利益要求中共改变初衷的，这一点不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有清楚的认识。什么意识形态什么共产主义情怀！一切都是从自身的利益或者民族利益出发。到了1948年，就在毛泽东全力以赴完成统一大业之时，斯大林又提出了调停国共内战的要求，这一次毛泽东断然拒绝了他，斯大林没有强求。不过在心里已经意识到毛泽东不会处处听从他的，不会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
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交往从1944年就开始了，毛泽东向当时美国驻延安代表谢伟思表露过亲近美国的意思，甚至要求美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与周恩来曾经策划过访问美国的行程，甚至表达过：“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的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国家，但首先应该建立民主与科学的国家。”引进美国的国家制度等等。但这一切只是停留在与美国驻中国代表的私人交流，并未进入美国国家政策的选项。随着亲共的谢伟思，史迪威将军的离任，便不了了之。从政治上来说，美国政府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在抗日问题上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在中国战场上牵制住大量的日军，减轻在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压力。然而自1941年的皖南事变以来，美国政府对国共两党的合作越来越感到担忧。美国政府与延安亲密接触的目的，不仅是在和平解决国共问题上向国民党施压﹔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情况，以便把国共两党拢合在一起，组成符合美国利益的联合政府。
从军事上来说，1944年美国已经对日本进行了战略大反攻，美国军方里有许多人曾考虑在中国沿海登陆，包围在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陆军主力，并以中国作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而沿海地区大部分都有中共的抗日部队在活动，因此美军的登陆作战必须得到中共军队的支持。其次，如果美军想在中国战场上与日军进行较量，就必须得到大量关于日军的情报，而长期活动在敌后抗战区的中共军队对美军的帮助自然就很大了。最后，自从抗日战争以来，美国给了国民党政府大量的军事援助，而国民党却把援华物资囤积起来，对日本的态度也是消极抗日，这自然令美国政府十分恼火。美国通过向延安派驻观察组将会给国民党一个刺激，促使其积极抗日。
《开罗宣言》之后，不论是太平洋战场还是欧洲战场都取得了长足的变化，唯独中国战场出现了严重的溃败，使美英苏大为不满，这不光是美英苏甩开蒋介石政府签订《雅尔塔密约》的原因，也是美国与中共亲昵的原因。
到了1948年的下半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的凯南主持下，完成了一份美国对华政策的备忘录。主要的内容是苏联对独立性与民族主义情结深厚的毛泽东始终心存疑虑和担忧，这种情况为美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影响与分化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又提出，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无法对中共施加影响力，中苏结盟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建议美国采取两个方面的政策调整，一是避免出现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二是采取一切手段挑拨中苏之间的关系并引起矛盾。这个文件编号(NSC34/2),后来得到杜鲁门政府的认可，成为处理中国事务的主要文件。
但是美国五角大楼与国务院一直就中国问题摇摆争论，直至1949年12月29日，争论一直都在持续，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选择一边倒的重要原因。军方认为台湾已经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如果不对台湾就军事和政治援助，共产主义就会在东南亚遍地开花；而美国国务院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1 中国共产党代替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 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3 在目前状况下支持台湾就是苟延残喘，毫无价值；4 毛泽东的共产党不受苏联任意支配是美国“一项在华的优质资产”，他们之间关于领土与战略利益的矛盾必然超过意识形态的一致将会导致分歧与分裂。
现在看来，双方都有非常合理与充足的理由，这也是1950年元月杜鲁门宣言与艾奇逊讲话的理论基础与政治基础，从中也看不出美国要与中共进一步改善关系的迫切性，这又是催促毛泽东对苏联一边倒的原因之一，虽然中苏的结盟看起来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但现在看起来也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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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现在分析，如果斯大林不作出让步，也就是不放弃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那么就不会有新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毛泽东势必空手而回。这样的话，苏联将无法将中国拉进其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更无法建立东方对抗美国的力量，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关于东北权益和蒙古独立的条约在毛泽东的眼里立刻会变成废纸一张，共产党中国会变成一个不友好的政治力量，未来充满了变数。
这样，共产党中国势必加紧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美国不会卷入内战对共产党来说已经是最好的可能，斯大林会帮助解放台湾吗？在没有签订条约的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很大。
这是解放台湾最好的时机，但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
毛泽东签订条约的目的除了解决东北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诉求就是尽快开展国家建设，各个方面的和平建设。
这两个目的斯大林权衡利弊之后，都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
当然，废除了1945年条约之后，蒙古独立的法律基础就已经不存在，作为交换，新条约有一个补充条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蒙古独立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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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往往在最好的时候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毛泽东从苏联这只老虎嘴里掏出了与自己实力不符的利益，自己心里是清楚的，他知道后面会有更大的问题在等着自己，这也是从苏联回国后闷闷不乐的原因。
其实从斯大林答应中共的条件那一刻起，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条约签订是2月14日，但双方在1月28日就已经就相关事宜达成共识，在接下来的的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谈判苏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军事援助，专家待遇，贷款等等原来已经达成共识的条款，苏方坐地起价，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莫斯科签订的军事装备合同现在表示不能按时供货。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另一反面，随着中苏同盟既成事实，艾奇逊主张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苏联东方战线的一部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第69号文件，除了对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做出评估之外，要求重新审查美国和平时期的目标以及这些目标对美国战略的影响。随后美国开始将放弃台湾的政策转变为全力保卫台湾，对共产主义阵营潜在的威胁全面遏制。这一系列的政策得到美国政界军界的共识。到了6月中旬，美国对台湾政策已经完全转向，甚至给出了政策转变的几种可能性：1 毛泽东攻打台湾；2金日成攻打朝鲜南部；3中共军队越过边界支援越南对法国作战。
这个时间距离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只有三个月时间。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由此，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出现了两个制约解放台湾的外部因素，一个来自苏联，一个来自美国。其结果不仅改变了台海国共军事力量的对比（海军和空军），而且改变了台湾海峡的政治格局，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开始了在亚洲的新的军事部署，朝鲜战争正好给其一个借口。
所以说，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在朝鲜战争开始前就已经消失了，甚至可以说在中苏新条约签订之时就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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