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十四帝,除去宋太祖追尊的五帝外,实际当皇帝的有九位。这九位皇帝资质虽然有高有低,却无一位是暴君,此种现象与其他朝代有很大的不同。而北宋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竟与一块神秘的石碑有关。
宋太祖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具有完美的人格魅力,不仅对改变五代以来奢靡风气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而且深为后世史学家所津津乐道。其一生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在于重新恢复了华夏地区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达近七十年的藩镇割据混战局面。
宋太宗赵光义是北宋第二位皇帝,即位后继续进行统一事业,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扩大科举取士规模,力图改变武人当政的局面,确立文官政治。这些措施顺应了历史潮流,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真宗赵恒是北宋第三位皇帝,即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为相,勤于政事;在位后期任王钦若、丁谓为相,二人常以天书符瑞之说荧惑朝野,赵恒因此沉溺于封禅之事,广建宫观,劳民伤财,致使社会矛盾加深,使得北宋的“内忧外患”问题日趋严重。景德元年,辽朝入侵,宰相寇准劝赵恒亲征,双方会战于澶渊,局势有利于北宋,但因赵恒惧辽声势,并虑及双方交战已久,不顾寇准反对,以每年给辽一定金银为“岁币”,在澶渊定盟和解,开了宋朝向番方纳贡换取和平的恶例。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位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能约束自己,深受历代史学家、政治家称赞。宋仁宗的缺点是“无定志”(王夫之评语),亲政三十年,朝令夕改,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屡进屡退,让人无所适从。不过这也不能构成暴君。
宋英宗赵曙是北宋第五位皇帝,体弱多病,无心变革,在位仅五年便病逝,享年只有三十六岁。
宋神宗赵顼是北宋第六位皇帝。鉴于对前代疲弱政治的不满,且素来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赵顼即位后,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成为变法派的靠山。但他气魄不够宏大,思想不够深刻,性格也不够刚毅,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最终只能苦了下层人民。
宋哲宗赵煦是北宋第七位皇帝,九岁登基,由高太后执政,任用顽固派大官司马光为宰相,废止王安石变法。高太后死,哲宗亲政,追贬司马光,贬谪苏轼等人,重用革新派,恢复王安石变法,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并停止与西夏谈判,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可惜天妒英才,哲宗在位15年,病逝,终年仅24岁。
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第八位皇帝,即位后启用新法,初期颇有明君之气,后经蔡京等大臣诱导,政治情形一落千丈,后来金军兵临城下,匆匆让位给太子,在位25年,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宋徽宗是一位书画大家,却不是一位合格的帝王,后世有评语说:“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宋史》史官也感慨说:“宋不立徽宗,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宋钦宗赵桓宋朝第九位皇帝,也是北宋末代皇帝,靖康之变时为金人所虏,死于燕京,终年57岁。宋钦宗为人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听信奸臣谗言,对政治缺乏判断力和敏锐力,是历史上有名的懦弱无能之昏君。但即便如此,宋钦宗也不是暴君。
我们再说一遍,北宋九帝,资质虽然有高有低,但他们对读书人、对士大夫们都相当客气和优待,基本上没有杀过士大夫以及上书言事的人,也基本没有出现过残忍好杀的暴君,只有昏君,却无一是暴君,究竟是何原因呢?
据叶梦得的《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登基后的第三年,曾秘密刻了一方石碑,称之为“誓碑”,安放在太庙寝殿的密室内,并留下诏命:新天子即位,拜谒太庙之后,必须在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陪同下,进入密室,诵读碑文中的誓词。
在很长时间里,群臣近侍都不知道碑文所誓何事。靖康之难后,太庙被毁,密室洞门打开,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这块神秘的石碑高七八尺,宽四尺有余,上有誓词三行:
第一行: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第二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第三方: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正因为有宋太祖的这块祖训碑,所以北宋历代皇帝才会优待读书人、士大夫,基本不胡乱杀人,只有昏君而无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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