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二）

1   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与策略

斯大林的心理以及其在东北亚的利益与策略，我在专题《斯大林为什么发动朝鲜战争》一文中已经做过论述和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单单把斯大林的做法理解为一个阴谋，会把问题简单化，在某一定程度上，他也是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共同利益的表现方式，是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建立的统一战线。而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必须面见毛泽东，并且战争行动一定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并不是单纯地将一个难题交给毛泽东，而是看看他如何面对质疑与挑战。实事求是来讲，对于斯大林来说，对毛泽东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会担当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斯大林是没有信心的。这与在处理国共关系中未听从斯大林的意见，以及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过程当中，让斯大林两次做出重大让步有重大关系。从这一点来说，斯大林不顾他国利益，发动一场战争，如果站在他的立场来看，倒是可以理解的。

2  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与策略

二战结束以后，紧接着就是美苏战时同盟瓦解，随着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美苏由合作变为对抗，冷战开始！

在东北亚，38度线（这个会在《38度线的前世今生》里详细讲）由原来接受日本投降的军事分界线变成了政治分界线，变成了两大超级军事集团对峙的前沿。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是有先见之明的。《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在日本提出条件时，美国人竟然默认了。所以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本就是以讹传讹的说法，它的投降是有条件的！当时美国国务院就提出使用日本力量来制衡社会主义的东方力量，那么就保留了日本可以控制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势力。

美国国务院看重朝鲜半岛在战后重新安排世界格局活动中的作用，极力主张在整个朝鲜半岛的日军都由美国受降，在雅尔塔会议上二罗斯福与斯大林曾初步达成由美、苏、中、英四国共同托管朝鲜的协议，面对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进入朝鲜半岛的既成事实，美国只得主动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美、苏分别在朝鲜南部和北部受降，这一主张得到苏联的同意。但战后初期，美、苏双方利益的争夺使朝鲜的南北双方无法就统一问题达成妥协，其实是统一的朝鲜无法同时满足美苏双方的要求，于是各方就先后扶植成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种以大国争夺为背景插手朝鲜半岛内部事务的做法，为其分裂埋下了以后引发战争的祸根。

朝鲜问题虽未最终尘埃落定，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好像不会出现大的变动，美苏也根据双方的协议陆续从朝鲜半岛撤军，危机似乎正在趋于缓和，随着凯南的“要点防御”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确立，美国行政决策集团也似乎逐渐看淡朝鲜半岛的地缘战略价值。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都认为“美国保持目前朝鲜的军队和基地并无战略价值”，一旦远东地区发生战事，驻朝美军将成为一个军事上的负担．而且美国希望的在亚洲大陆进行的任何进攻多半会绕过朝鲜岛。杜鲁门也担心美国卷入朝鲜“这个年轻国家的政治纠纷中而无以自拔”。

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国务卿在美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宣称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防御圈包括阿留申群岛、日本、琉球和菲律宾，将朝鲜半岛和台湾均排除在外。但是美国从朝鲜的“暂时退却”并非是对朝鲜半岛的最终放弃，而是显示其策略的灵活性，是在战后国家资源有限与维护国家整体全球利益前提下暂时的“退让”。伴随５０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是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两大阵营的力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美国国家总体战略做出新的调整，朝鲜半岛再次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

１９４８年底，随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失败，美国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实行“弃蒋分台”和“与中共寻求接触”，这是从维护本国的既得利益、推行现实政治的基点出发的。一方面，美国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遏制苏联”、“遏制共产主义”（其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全球战略考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下，中国大陆这一广阔空间具有不司替代的重要性，如果能为美国所控制，势必将成为与苏联抗衡的巨大缓冲区，增强美国在两极对峙中的力量，有效支援美国的“欧洲战略”。”。因此，他极力主张美国应从现实性出发，努力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使其最终成为“为美国所接受的中国”。据此，在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就通过驻华的司徒雷登大使与中共进行了初步的接触，但未获任何积极成果。从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从未放弃对新中国的争取，继续奉行“弃台弃蒋”的对台策略，同时对大陆实行“怀柔”政策。对此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始终存在着分歧，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主张放弃蒋介石，以便从中国的内争中脱身；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和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为首的军方主张积极援蒋保台。由于杜鲁门的认同，艾奇逊占了上风。这就可以理解自1948年4月，在南京发生的一幕，在美国人欲说还休的中国政策面前，毛泽东迅速地选择莫斯科，然后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

但是，美国国内对于中国政策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文章而改变。他们绝大部分意见支持弃蒋，对共产党保持友好的姿态，依然认为“与苏联有不同见解的中国共产党是美国在华的优质资产！”即使毛泽东访苏，新条约的签订，使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所改变，但还没有走到直接对峙的路线上来。这种策略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1950年的6月25日。

但是随着美苏两国同盟瓦解，在欧洲苏联与土耳其因黑海海峡事件，苏联与伊朗事件，美苏由同盟直接进入对峙，由盟友转变为敌人，随之而来的，朝鲜半岛的军事分界线便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

�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变，“美国不怕共产主义，倘若它不被莫斯科控制，不特别是中国国内的突变及朝鲜形势的变化，美国开始调整在这一地区的策略，从而把东北亚完全纳入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利益一一遏制美苏冷战全面对抗的战略中去。前苏联，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对意识形态的遏制。

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这一时期处于美苏两中，美苏双方为了巩固自身集团的利益，不断将其他民族国家拉拢到自身的阵营当中，随着冷战的不断加剧，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出现，两大对抗集团正式形成。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美国对东北亚的策略是从全球的战略安排出发的，根据客观的现实，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利益。

3 新中国的战略利益以及所采取的政策

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与政治诉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

这是条约的开头一段话，也代表了中苏对于签订新《条约》的目的与意义。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相对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而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确定了战后苏联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雅尔塔协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为了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红军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造成既成事实，几乎是日俄战争的翻版，不过这一次胜利的是斯大林，放在砧板上的依然是中国，蒋介石被迫同意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

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亚洲和远东的政治格局，在新的格局面前，斯大林不得不调整他的远东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社会主义的实力，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的加盟，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同样需要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一点上，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了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新中国领导人心急如焚。这与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与斯大林的谈话可见一斑。中国在经济恢复，发展生产，在一个新生国家进行建设和管理方面，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而且，中国与西方国家正处于对立状态，得到苏联的援助是中国惟一确定的方向，这一点也被后来的事实证明。

毛泽东说：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现存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他强调：要把新条约和原来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说的是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现在应是防止日本侵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新条约应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随后，双方对新条约的条款，处理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问题的原则，贷款和贸易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批准这一条约时，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条约的签订，从空间上确立了中苏的战略形势与关系，从法理上确立了双方在共产主义阵营当中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一切都是按照巩固与发展的主题在向前推进。

这就是在1950年6月25日之前，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远东形势以及所做的选择。战争不是第一选项，不论是1949年4月金一到北京还是后来毛泽东到莫斯科，和平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即使解放台湾，也是在争取到苏联的协助，这种协助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的。土地改革与军队的复员都是和平的行动，战争的硝烟正从共和国的大地上褪去去。所以在此时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原来既定安排的想法与行动。即使面对斯大林与莫斯科的战争计划，在这时，他并不认为中国会卷入其中，更不会想到会卷入那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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