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唐朝诗人杜甫，在历史影像里留给我们的背影，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中老年形象，而与之相伴随的总是一副贫穷困苦之境况。
其实呢，杜甫基本上算是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官二代”，或许正因如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就如刀子雕刻般深镌在他的脑袋里面，使他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年青时候的杜甫，于父荫之下（其父亲曾为兖州司马），也过了好几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便写在此段时期内。
但他的好运似乎在奔赴长安之后，开始慢慢散尽。参加科举遇到一个奸相李林甫，好好的选士被搞成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于是落选；投诗“干谒”，也只是落了一个“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凄凉下场。
困顿长安那几年，令曾经豪情万丈的小杜开始逐渐蜕变为“老杜”，其逸兴跳脱的性格亦慢慢地变得沉稳。
四处流转奔波的杜甫，曾经写过一首五言绝句，短短二十字，道尽其悲苦生活。这首诗被宋人洪迈编辑入《万首唐人绝句》五言卷的第一首，虽不知其入选理由，但同辑七言绝句的第一首亦是杜甫的，却能知洪迈对“诗圣”的推崇之意。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
[唐]杜甫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
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这个高彭州不是别人，正是与岑参并论的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如果对他不太熟悉的话，也应该听过此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和杜甫相反，虽然其前半生不甚得意，但自“安史之乱”起，却开始走上了人生巅峰。《旧唐书》因而叹道：“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历史泄露的传闻里，李白、杜甫和高适曾一度是结伴相游的好伙伴，而且相约一起去寻找神仙食用的“仙草”。杜甫在《赠李白》其一里写着：“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当时是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四月，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游玩到洛阳。其时的李白是名声昭著的，而杜甫仍默默无闻。听到李白到来的消息，杜甫肯定会去拜访、交流、切磋一二的。果然，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对于李白和杜甫的相遇见，后人是展开无限想象。郭沫若对此不惜笔墨而高度赞颂：“应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两个人在梁地（开封）和宋地（商丘）游玩的时候，碰到了高适；当然也不能说是碰到，因为当下的高适是处于人生低谷期，正客居宋地。应该是听说了李白的消息，前去看名人的。自此，三个人开始组团打猎、野游、吟诗。
前面说过“安史之乱”是高适人生走向巅峰的时机，但对于李白而言却是此生终点之坎坷。在政治嗅觉上的迟钝，让李白未有觉察到永王李璘的野心，莫名其妙地站在了太子的对立面上。永王反，高适为淮南节度使，奉命平反。后，李白入狱，曾写诗《送张秀才谒高中丞》：“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托人带给高适，有低头求救之意，但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自此，李白与高适之间，再无交际，诗里诗外，没有片言只语提及对方。
对于这个局面，或者说这个场景，后来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应该有着众多的推测与怀想。但由此想到那个皇命大过天的时代，就可以明白李白当时的命运，完全是他犯下了“政治幼稚病”，可以说其毫无自知之明。在他前去为永王效命之际，其妻宗氏曾再三劝阻，可惜李白被所谓的“际遇之情”所迷惑。最终造成“要命”的下场。如果没有其他的奇迹，等待李白的只能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幸好，李白也算是天命所钟情之人，在名将郭子仪的营救之下，挽回了一条老命。
“安史之乱”对于命运崎岖的杜甫来说，除了让他留下名传千古的诗篇，在官路上没有任何的帮助，可以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虽然有点歪理邪说，但事实的确如此。“安史之乱”前的杜甫困顿不堪，“安史之乱”后的杜甫仍然情绪稳定，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穷骚的风格。
幸好，他与高适的友谊继续维持着。高适得到重用，青云直上的时候，杜甫欣然写诗为之欢呼：“叹惜高生老，新诗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将收才子，崆峒足凯歌。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寄高三十五书记》）在高适入蜀期间，也对杜甫时时关照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这一切，都让杜甫分外感激。
那么，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日子里，能够让杜甫想起来的人，大概也只有曾经交心，现在仍然关心着自己的高适，可以对自己给予适当地帮助吧。所以才有了以上那首“求助诗”的诞生，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仍然可以从字句里面看见伟大的“诗圣”杜甫的困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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