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历过几场车祸，场场车祸都始终让我记忆犹新。
2008年5月份，省集团公司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为拓宽省内业务，在我辖区内成立了一个三级公司。公司领导班子架构中有一位姜姓副总，来自大连公司，他是我的业务主管，为人极耿直。姜总四十出头的年纪，两条大长腿架着短小的上半身，显得身形瘦高，头发自来卷，梳着背头，脸皮红里透着黑，高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镜，镜片就象厚厚的啤酒瓶底大圈套着小圈，十足一副学者派头。
公司下辖十一个基层单位，正常的业务已经十分繁重，正值七月份进入了主汛期，所有单位的防汛工作异常严峻。全域地形可以说是三山三水四分田，如果遇到连续疾风暴雨的天气，极易导致山洪暴发，防讯这根弦一直都紧紧绷着。
七月中旬后细雨连绵不断，大小河流水位不断上涨。公司附近有条火龙河，是附近最大的一条河流，雨季一到，常有水患。姜总开了几次会议不断重申和强调，会议重在落实，他下达旨意让我去查看周边水情，单位的几台车都下乡了，于是我找姜总要了他的车钥匙，想开着他车去。
火龙河穿城而过，在横穿公路处架了一座桥，叫火龙桥，距公司三公里，看水情也就是去那里看水面涨到桥弓的位置。中午吃完饭，我开着姜总迈腾车从公司出来，沿着公路向北一直缓慢前行。中午时分，小雨刚刚停歇，温热的空气中湿度很大，道路湿滑，正值午饭期间路上车辆与行人都很少。
我到了火龙桥，桥程短大约有二十多米，过了桥把车停到路边，为安全起见我打开双闪。在桥上看到流水浑浊，水势汹涌泛着波浪，直直冲涮着桥墩，水面与桥弓的最高处还距有半米多的距离，水不漫过桥墩，漫上路面就视为安全。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周边情形，农田与农舍都无浸水，一切都还在可控范围。
我回到车里，车发动后打了左转向，想从双向公路中间隔离带的空隙处调头回公司。车刚斜成45度角，左轮还在方向盘的带动下原地转动，突然间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摩托车以八九十迈的时速向我飞驰而来，我下意识地踩了一下刹车，到底还是于事无补，急驰的摩托车蹭到迈腾车的轮眉上，只听砰的一声响，摩托车立马偏了轨道，就象个醉汉里倒歪斜七扭八拐地冲出十多米，然后躺到水泥路上又蹭出十多米才安静下来，两个车轮还勿自地悠闲转着，车上的两个人在撞击发生后就直直地飞到隔离带中间的花池子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傻掉了，思维疑固了，大脑像刷了浆糊一片空白。那一刻，时间像蜗牛过山般慢长，等我缓缓回过神来，打开车门下车，腿是软的，心堵到了嗓子眼慌的不行，除了看到趴在花池子里的两个人一动不动之外，再也不见其它景像。我摘掉眼镜用力甩甩头，想甩掉这不堪的一幕，努力想让自己冷静下来，思虑一下如何去做。摩托车上的两个人，一男一女都呈匍匐状趴在地上，极象刻意摆放在那里的两个人体模特，仿若这世界也随着他们的模样进入了静止状态。花池子是新修的，用条石围成椭圆形状，里面是平整完的一池黑土，没有花草树木。
我走到两人身旁，女子低低浅浅的呻吟声从肩膀处秀发的缝隙里钻出来，连续送到我的耳朵里，像一声声惊雷在耳朵里炸响。男子先是双手撑地缓慢地翻转过身子，然后慢慢坐起来，盯着我张了张嘴没出声，显然是想骂我，但是处于惊魂未定当中，不辨南北东西。我看他一侧脸颊不断有血隐隐渗出，有很多出血点，应该是着地后脸与地摩擦所致。女子这时也艰难挺坐起来，用胳膊捂着脸擦着眼泪不断抽噎。我瞧见她的下巴也有擦伤，正有几块血点渗出。两个人都二十多岁，年纪轻轻应该是小两口，从穿着上来看，像是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工。
我暗自庆幸，庆幸的是他俩的头没有撞到条石上，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暗自祈祷他俩定得上天眷顾定会平安无事，毕竟任谁也不想在自己有限的职业生涯中，还在交通事故里背负人命。
我没敢搬动他俩，主要还是怕他俩有内伤，弄不好还适得其反。我打了急救电话和交通事故报警电话。这时有一辆路过的面包车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位中年男子，问我发生了什么情况，现状如何，然后走到他俩面前说道：“赶紧上车，我马上送你们去医院。”说完伸出手去搀坐在地上的男子。我在一旁也连忙说：“先不管谁的责任，现在治伤要紧，你俩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给我留个电话，我在这里等交警。”我转身又对中年男子说：“谢谢你大哥，麻烦你了。”
我用力拉开面包车门，双手把着车门，瞅着俩个人从地下很艰难的站起来，互相搀扶着上了车，从始至终俩人一句话没说，都低着头。面包车加速开走了，看着它渐渐从我视野中消失。我站在原地目空了一切，努力想让自己平复安静下来。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切，懊恼和沮丧又一齐快速涌上心头。
等了一会，交警队的车闪着警灯张牙舞爪过来了，警官姓邵，询问我事故发生经过，转着圈拍完照片，又问我伤者去哪了。我说去医院了。邵警官让我把事故车辆送到交警队，然后让我和他一起去医院找那俩位当事人做询问笔录。
我与邵警官到医院已是下午三点钟，翻遍了急诊室、住院部、检查室都没找到人，期间给男子打电话也不接。我彻底糊涂了也彻底懵了，难道两个人人间蒸发了。我一遍又一遍地拔打电话，盲音还是盲音，始终无人接听，没办法也就只有打电话这一条路可循了。终于，在我都已经要绝望的时候电话那头有人接了，接电话的人说他是当事男子的舅舅，说他的外甥去外地接骨去了，想谈事过两天再说，有事可与他沟通。我说交警队的警官要做笔录，要抽血化验，看看他是否酒驾。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会，然后说那肯定不行，孩子已经去外地接骨一时半会回不来。我回头和邵警官说了电话沟通情况，邵警官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沟通一下。邵警官接过电话又把我刚才说的话反反复复又重复了几遍，语气严厉。那边只说孩子挺严重的，已经去外地接骨去了，没有办法抽血化验。撂了电话我和廖警官说怎么办？廖警官说这种情况还真没办法，也只能等他们治疗回来之后再说。然后很无奈的和我说，从法理上讲他们理亏，你站上风，但是从同情弱者这一块你需要做一些补偿。我听了不置可否，因为这个补偿，我不知道它的标准如何，有无底线，如果漫无边际的漫天要价，再加上后患无穷的后遗症摆在那里，今后我还有人生吗？何种情况我都无法接受。当事人找不到，不出面理清问题，说明应该是有一定问题存在。我和邵警官说，我积极配合调查取证，我也愿意接受在我见证下的一切后果，但是这种情况我却束手无策了。邵警官说这种情况才是对我有利呢，但是对我来说有利无利现在也只能等待。（后有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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